《江西共大风云录》(1)
第一章:共大诞生的背景
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1958年8月1日成立。它是在全国掀起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中创建起来的一所新型的农业院校,是在进入以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为中心内容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情况下产生的,是我们党动员大批干部上山下乡,参加生产劳动的情况下产生的,特别是在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鼓舞下产生的。
1959年8月,周恩来总理为共大题写校名 图为共大总校大门
它诞生在江西这块红色土地上,反映了江西人民,特别是广大山区和农村劳动人民要求学习文化科学知识,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愿望。它的出现有着深厚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基础。
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是一座勤工俭学、半工半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新型大学。它曾是全国地方最大、学生最多,国家花钱最少的学校。
从另一个方面的历史背景看,它又是伟人毛泽东精心呵护、大力提倡创办起来的一所大学。毛泽东一生创办过两所大学,一所是延安的抗大,另一所就是江西共大。
毛泽东:让上不起学的农民上学,好不好?
1958年3月,汪东兴从中央下放到江西,这里是他的故乡,他是江西弋阳县人。当时他四十二岁,正是精力最旺盛的时期。从1947年起,他就开始作毛泽东的贴身警卫。曾随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转战陕北,负责警卫工作。他下放到江西任主管内务副省长,具体负责全省的农垦工作。
他对故乡这片土地抱有深情,也太熟悉了。
江西位于华东的西南部,处于内陆地区,长江中下游南岸。它三面环山,山地和丘陵占全省面积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地势由西向东渐次向潘阳湖倾斜。当时工业基础比较薄弱,交通不发达,全省经济主要靠农业支持。
汪东兴回到江西后,满怀着对故乡人民的深情厚谊,一头扎进垦殖场去搞调查,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他几乎跑遍了各个山头,了解江西总体农业生产情况。这也是毛泽东一贯提倡的优良作风。
1957年冬,江西与全国其它地区一样,掀起了冬季农业生产运动高潮和机关整改高潮,全省有五万多名干部自动报名上山下乡,在江西各地,建立了一百多个农林牧渔综合垦殖场,广垦荒地,围湖造田,饲养家禽家畜、鱼类,这些垦殖场是江西农业生产的生力军。
几个月来,调查的结果并不乐观。他心情是沉重的。1958年5月全国农垦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他作为江西省的代表回到北京参加这次会议。
会议期间他去看望毛主席。毛泽东见这位曾经的贴身警卫进来,心里自然非常高兴,赶快站起身迎上前去与他握手。毛主席紧紧握着他的手,含笑问:
“去了几个月,情况怎么样?”
汪东兴见主席的情绪这么好,自己的心情也顿时变得愉快起来,他也满面含笑回答主席:
“这几个月下去,主要还是遵照主席的指示,先搞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嘛。从我了解的情况看,江西总的情况不错,特别是农业生产情况,自1957年12月开始全省各地办垦殖场,对有组织地集中力量大办农业起到很大推动作用。”
他很客观的讲了江西的主流与成绩,就不得不涉及到他所发现的问题。经过几个月的调查,他发现江西普遍存在农民文化程度低,多数人上不起学的情况。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垦殖场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他们从农民文化程度低,掌握技术有困难的角度出发,办起了技术学校。凡是这样的地方,农业生产的形势更好些。
毛泽东在听他反映问题时,开始紧锁眉头,他对中国的农民太了解,对中国农民的生存状况太了解,他对中国农民的感情太深了!此刻,他听到垦殖场办技术学校,不由眼睛一亮,兴致勃勃地冲着汪东兴说:
“这个办法好。三十几年前我在江西、湖南、福建等地搞农民运动调查,许许多多的农民不识字,要说的说不清,想写的写不出,不学点文化,农业生产的发展有困难。”主席讲到这里,略停顿一会,接着深情地说:“你回去与邵式平省长商量办些学校,让上不起学的农民上学,好不好?”
“好!”
汪东兴带着主席的重托,从中南海回到江西。这些天,他的心情是不平静的,他深知故乡是一块斑谰多彩的土地,这里藏龙卧虎,人杰地灵,蕴含着极大的发展潜力。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时起,江西人民就深受党和毛主席的教诲,普遍具有较高的革命觉悟,但同时也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百般摧残,尝尽了战争带来毁灭和痛苦。江西人民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与贡献,但这里至今还笼罩着贫穷落后的阴影,生产力比较低下,尤其是广大农村的农民,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农业生产的产值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相当低。
解决这些问题的焦点与出路在哪里呢?他思索着,在不停回味着主席与他讲的话“你回去与邵式平省长商量办些学校,让上不起学的农民上学,好不好?”
他心里猛然明亮了许多!于是,他很快理出了一个新的思路:发展江西农业生产,必须要从提高广大农民的文化水平入手!现在的焦点是,要用什么手段,采用什么方式来有效的提高广大农民的文化水平?为此,他苦苦思索着,想得很多,也想得很远……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主席从分析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的特点出发,明确指出:能否取得中国最广大农民的支持,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成败的关键。这里首先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1926年5月,毛主席亲自担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共招收全国二十个省的三百二十七名学员,大力培训各地的农民运动骨干。
1927年3月,毛主席在董必武等同志的支持和帮助下,在武昌创办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从全国各地招收八百多学员来这里学习。毛主席亲自讲授《农民问题》和《农村教育》等课程。当时恽代英、彭湃、周以粟、夏明瀚等同志都曾在这里任过教或作过报告。
1929年1月至1934年10月,毛主席在赣南闽西生活、战斗了五年多,亲手创建了以江西瑞金为中心的中央根据地,建立了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开办了红军大学、苏维埃大学、彭杨步兵学校、公略步兵学校等十几所高等中等专业学校。中央根据地内的各地普遍开办列宁小学、农民夜校和识字班,用一切办法提高工农群众的政治文化水平,培养了大批干部和各种人才……
眼下,江西聚焦的是,如何让众多上不起学的农民,能够有书读。
毛泽东在思考这个问题。汪东兴顺着毛主席的思路,也在冥思苦想,寻找一个比较稳妥的解决方案。
汪东兴与邵式平一拍击合
一个月后,汪东兴从北京回到江西,他在向邵式平省长汇报工作时,谈了毛主席想让上不起学的农民上学,要他们商量一个办法。他经过仔细思考,有了自己的想法。
汪东兴与邵式平是正宗的老乡,都是江西弋阳县人。邵式平是我党我军早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著名的农民运动领袖。是弋横暴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是闽浙赣苏区和红十军的创建者与领导者之一,也是闽赣苏区的创建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1931年11月和1934年6月,两次当选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人民政府执行委员和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他又名三伢子。人称“邵阎王”或“邵大哥”。他比汪东兴整整大十六岁,当时就已经五十八岁了。因此,汪东兴对这位“邵大哥”、“新搭档”是非常敬重的。
“说说看,谈谈你的看法?”邵省长用鼓励的眼神望着他。
“请邵省长考虑可否在江西办一个农业方面的学校?免费招适龄农民入学,学校的费用靠学员自己边劳动边创造。省里先给一小部分启动资金,从办教育入手,促进江西农业的发展。”
“好哇!”
邵省长一听,喜上眉梢,非常高兴。共产党已经打下了一片江山,建立起了社会主义新中国,是应该好好办下教育了!他曾是中央党校的学生,又担任过抗大的副校长,陕北公学的教务长。他对搞教育不仅感兴趣,而且是有经验的。汪东兴的想法,与他的思路一拍击合,他不由大声夸赞道:
“你这个想法很好,应该考虑!我们有些同志在苏联留学时,就曾上过苏联的东方劳动大学,学生边念书边劳动,靠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养肓学校。我看江西也可以办劳动大学,这对发展我们江西的经济有好处!”
二十年代初,俄共创办了一所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这是一所专门培养革命干部的政治学校。学校为苏联东部地区培养民族干部,也为东方各国培养革命人才。瞿秋白第一次赴苏期间,曾应聘为东方大学中国班教授,讲授俄文并担任理论课的翻译。当时,这个班的学生有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肖劲光、王一飞、彭述之、柯庆施等四十多人。
两位省长的交流,碰撞着智慧的火花。俄共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促使他们为办校的方向产生灵感,并达成高度共识。 汪东兴听完邵省长的话,对办劳动大学增加了信心。接下来,他们所要做的工作,就是要寻找一个支点与突破口了!
两种不同的意见
事物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正副省长一拍击合,省委班子其他成员并不都认同。在江西办劳动大学,毕竟是一个新生事物,而且前人从没有试行过的新生事物。方方面面的因素局限着它的发展,使人们产生种种质疑也挺正常。在省委、省人委的全体工作会议上,当邵省长兴致勃勃第一次提出办劳动大学的动议时,很快形成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是:同意邵省长的提议,为了大兴江西农业,应该替农民办一所大学。从提高广大农民群众文化水平入手,来为提高江西农业发展水平培养大批农村人才,这样的学校从招生、学制、经费上应适合农民的现状,可以考虑以各地垦殖场为基础办学,学员边劳动,边上学,自己解决资金问题。
正面的意见理由充分,似乎在江西为农民办所劳动大学势在必行。反面的意见不甘示弱,他们也具有充分的理由,概括起来主要是如下三条:
1、垦殖场刚建立不久,以垦殖场为基础办学,分散了垦殖场的工作力量,会影响垦殖场的工作;
2、许多农民现在连温饱都没有解决,他们现在最感兴趣的是生存,而不是上学。因此农民不愿上学。办学校没有生源怎么能办成?
3、办学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办学不可能不花钱。江西百废待兴,各个行业基础薄弱,钱从哪来?当务之急是发展生产,加强基础建设。
因此,反对派综合这三点,得出的结论是:江西不具备办劳动大学的条件。当然,其中起决定性因素的还是农民自己不愿意上学,他们对上学不感兴趣,我们再一厢情愿努力办劳动大学有什么意义?
两种意见争论来争论去,最后还是达成了一个统一意见:由省委书记刘俊秀和汪东兴去垦殖场负责调查,征求各垦殖场群众的意见。看他们是否同意办学?桌面上的争论到此为止,实践检验真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深入调查完了再说。
调查的结果:举双手赞成办劳动大学
刘俊秀比汪东兴大十二岁,江西永新县象形乡灌塘村人。他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六岁就为地主家放牛,十四至十六岁在地主家打了三年长工。1926年投身农民运动,任乡农协主席。1927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2月,刘俊秀当选为中共丰陂支部书记。1930年2月至10月刘俊秀先后带领农民赤卫队,参加了九次攻打吉安城的战斗。1931年10月,刘俊秀担任永新县苏维埃政府内务部长。在此期间,他积极工作,多次受到表彰。1933年,刘俊秀被选为出席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并经湘赣省委书记任弼时推荐到中央苏区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学习。
新中国建立后,刘俊秀为中共江西省委常委兼第一任组织部长。五十年代,任江西省委书记处书记,分管农业。他跑遍全省山区和平原,写下了八十二个县的调查材料。
这些叫得响的老革命,都具有搞调查研究的良好作风。他们受省委的委托,深入进垦殖场调查农民是否愿意上学的情况。那些天,他们马不停蹄,不知跑了多少垦殖场。针对要不要办劳动大学,有没有条件办劳动大学等问题广泛征求意见。
“如果有一所半工半读的劳动大学,免费供你们上,边学习边劳动,用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方式上大学,你们愿不愿意去?”
“当大学生,有书读,那有不愿意的!我们愿意!”
他们又征求垦殖场场长、书记们的意见:
“我们办一所劳动大学怎么样?让读不起书的农民免费上学?用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方式解决经费的问题?”
“能够办一所这样的大学当然好!我们举双手赞成!”……
他们所到之处,绝大多数都是一片赞成办学的呼声,农民想学文化、学知识的愿望这么强烈,多少有些让他们感到意外。通过调查研究,坚定了他们办劳动大学的决心。
1958年8月1日:江西共大诞生
他们带着垦殖场同志们的意见又回来参加了省委、省人委的工作会议,这一次终于使大家统一了意见。
于是,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精神和邵式平、刘俊秀、汪东兴等同志的提议,江西省委、省人委于1958年6月9日作出了《创办江西省劳动大学的决定》。
《决定》指出:“为了培养共产主义的农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工业等方面的又红又专的大批人才,普及科学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建设繁荣幸福的共产主义新山区,特决定以江西省南昌林校和各综合垦殖场为基础创办江西省劳动大学总校和分校”。并规定“劳动大学实行勤工俭学,半工半读,学习与劳动相结合,政治与业务相结合的‘又红又专’的办学方针”。6月15日在全省专、行署负责同志和省、专属垦殖场场长或党委书记会议上,通过讨论,大家一致提议并经省委、省人委批准定名为“共产主义劳动大学”。
什么样的人能入学呢?在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第一个《招生简章》中规定:“凡是历史清楚、身体健康,具有一定的生产知识、劳动技能的男女工人、农民、公社干部、复员转业军人以及经过了一定时间生产劳动锻炼的知识青年都可以报名上共大。”
这个简章一发出,立即受到了广大工农群众的热烈欢迎,工农子弟和农村基层干部踊跃报考。学生除来自江西省各地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上海、江苏、安徽、福建、湖南、湖北、河南、四川、广东、广西等18个省、市、自治区。
共大总校全景
经过近两个月的积极筹备,在1958年8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一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总校和井冈山、庐山、大茅山、九连山、云山、德胜关、西山、军山、黄岗山、鄣公山、武功山、青龙山、红星、永修蚕桑、赛城湖、油山、琳池、东固山、金坪、蒙山、大源、五府山、武夷山、桂竹帽、武山、五指峰、荣山、红光、太阳、长岭等三十所分校同时举行了开学典礼,江西省省长邵式平到井冈山分校参加开学典礼,并给共大总校发来贺词。副省长兼共大总校党委书记汪东兴主持了共大总校的开学典礼,省委书记兼共大总校校长刘俊秀作了《为一座新型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诞生而欢呼》的报告,8月2日《江西日报》为共大开学作了专题报道,并发表题为《祝贺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开学》的社论。
共大总校和各分校参加开学典礼的学生一万一千多人,学生大部分来自全省各地,还有一部分来自湖南、湖北、江苏、浙江、安徽、福建、上海等十九个省市。共大成立后,受到全省人民,特别是全省工农群众的欢迎,他们编了一个顺口溜:“共大好比一枝花,花开迎向工农家,工农子弟上大学,学好本领建国家”。在校学生中,工农劳动群众和工农家庭出身的青年占百分之九十二点六。
遵照毛主席的教育思想,江西省委、省人委在共大创立之日就制定了“半工(农)半读,勤工俭学,学习与劳动相结合,政治与业务相结合”的办校方针,并且经过计算,每个学员每年至少开始要有二百个劳动日,可以获得产值二百四十元左右,才能维持学员吃饭、穿衣、医药等最低消耗费用。除去节假日,还要保证一百二十个学习日上课学习。
就这样,一所“半工半读”为特征的新型劳动大学,在江西这片红土地上诞生了!
第二章:背水一战的气势
共大经过两年多的初创阶段,学校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建立起了一套适应半工半读的办学体系,摸索出了一些宝贵的办学经验。同时,还发展了生产,建立起了生产基地。经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总算站稳了脚跟,扩大了规模。到1960年,学校发展到总校一所,分校一百一十二所,学生五万余人。
1958年8月至1961年4月,是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初创时期。
创建初期的艰辛
1958年8月共大创办时,除总校外,三十所分校都是依托国营综合垦殖场建立起来的,是场办校的一种办学形式。
创办初期,共大没有靠国家拿钱来盖好楼房,买好图书,置好设备后再招生办学。而是一万一千师生面向荒山、头顶青天,半工半读,勤工俭学,自己动手解决钱、粮问题。开学时广大师生面对的是深山老林,荒坡草滩,住无房,睡无床,露天教室,野外食堂,甚至有许多分校的学生还分散住在附近农民的家里。由于共大的创办反映了工农群众的愿望,得到了工农群众的热烈拥护和积极支持。许多农民热情地腾出房子让师生住,把农具、耕牛、种子借给学校使用,派出思路觉悟高,实践经验丰富的老农到学校兼任教师,帮助学校建设,指导学生的生产等。
当时,国家拨给每个学生30元钱开办费,同时又规定学生入学后的生活费每人每月十四至二十元,由学校统一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学校要坚持下来,就必须首先发展生产。所以,一开学,学校就给每一个师生发一把锄头、一把铁铲、一根扁担(同学们都称它为“三大件”)。他们先盖草棚住下,一面开荒、砍伐竹木,发展生产;一面烧砖瓦、盖房子;一面就在树林子里上课。他们自已动手开荒、围垦、造林、肓林,建立了农场、林场、牧场、小型加工厂、果园等生产基地,总面积达一百多万亩。
共大的创始人邵式平同志曾说过:“江西有多大,共大就有多大”。又说:“将来每一个人民公社都是一个劳动大学,学生就是公社社员,社员也就是学生。
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总校是利用原南昌中等林业学校的校址创办起来的。南昌林校撤销后,师生员工全部并入共大总校,其中有一部分毕业生毕业分配工作,离开了学校,一部分没有毕业的学生,即转入共大总校林学系继续学习。同时,还招进了大批新生,学校由原来五百人的规模,一下增加到一千五百多人;由原来单一林学专业的中等专业学校变成多学科的综合性的农林院校;由国家拨款的全日制学校变成半工半读,生产自给的学校,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要完全实现办学思想、办学方针、办学形式的转变,所遇到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面临严峻的三大困难
创办初期,他们面临着严峻的三大困难,或者说三大挑战:
一、起步艰辛,经费严重不足
共大总校创办之初,遇到的第一个困难是经费严重不足。
当时教职工的工资有保障。共大总校是在原南昌林校的基础上创办起来,过去该校每年三十多万元的教职工工资和教学业务费原是国家拨给,这笔经费仍然照拨。而共大各分校的老师、干部却都是从各个垦殖场上山下乡的干部中抽调过来,按照中央的政策规定,这些上山下乡人员的工资保留三年,三年内由省财政拨给。三年后,显然就成了共大一笔不小的经费开支了。
当时学校经费最大的困难,一是白手起家,一切从头开始,建校经费奇缺;二是学生生活费来源十分困难。学生进校后不仅不要交学费,而且连生活费也要从半工半读的收益中解决。学生刚进校时,省里规定每招收一名学生拨给三十元的开办费。但这笔经费只能解决添置锅、碗、瓢、盆和镰刀、锄头等日常生活、生产用具之需,根本不可能解决学校的基本建设和购置教学、生产设备、设施的困难。为了解决建校初期学生生活费问题,省农垦厅规定,在山区资源丰富的分校,每个学生每月补助十五元,补助三个月;在丘陵平原地资源缺少地区的分校补助五个月的生活费,这些经费既不是由省财政拨给,也是不由教育经费给,而是由省农垦掌握的全省的造林事业费中支付。不管是学生的基本建设费用还是学生的生活费用,靠补助过日子终究是暂时的,数额也是有限的,它不可能从根本上摆脱办校初期的经济困难。
二、口粮奇缺,供应没有保障
共大办校初期遇到的第二个困难,是学生和农业工人及其家属的粮食供应问题。共大实行“半工半读,勤工俭学”的办校方针,要求学校要逐步实现生产自给。但学生刚进校不可能很快建立起相应的生产基地,更不可能立即实现粮食自供自给。建校初,共大师生的口粮还是由当地粮食部门供应,但供应的标准却不是一视同仁。就共大总校而言,南昌市的中学生每人每月定量十六公斤,大专院校的学生每人每月定量十七公斤,而共大总校的学生每人每月定量只有十四公斤。学校领导和有关办事部门曾多次向省、市粮食部门提出:共大是半工半读学校,学生既要读书又要劳动,体力消耗很大,共大学生的粮食定量不能低于其他大专院校学生的标准。学校的领导也曾多次向邵式平、刘俊秀、方志纯等省委、省人委领导汇报。刘俊秀也认为这样做不合理,但邵式平省长不发表意见。这个问题在共大总校实现粮食自给前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三、蔬菜紧张,供需矛盾突出
共大总校办校初碰到的第三个困难,是蔬菜、肉类等副食品的供应问题。
共大实行生产自给,并不是一切物品都要自给,更不是马上就实现自给。但有的地方和部门或某些领导,却错误地理解这一办校方针,在实际工作中造成共大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共大创办不久,就遇上我们国家连续三年的困难时期,生活物资供应非常紧张,副食品和各种生活物资全凭证供应,后来就凭票供应。当时共大正处在建校初期,基础差,底子薄,师生生活十分艰苦。共大总校和绝大部分分校情况都是处于十分困难时期。共大总校因为学校规模大,师生员工多,物资供应需要量大,在这种情况下,南昌市却召开蔬菜、副食品等公司的经理会议,并决定下文全市各公司停止供应共大总校师生的蔬菜、肉类、豆制品等副食品。没有办法,为了暂时解决问题,学校只好开车到安义、永修等邻近县去买菜,但这不是解决根本问题的办法,最好还是在学校附近建立蔬菜生产基地,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学校两千多名师生员工的蔬菜供应问题。
三大困难就象三座大山,将共大压得喘不过气来!他们没有别的路可走,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只有背水一战,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移掉眼前压在他们头上的“三座大山”!这需要胆量,需要谋略,需要大智慧;更需要一种精神,一种感天动地的气势!
大决战开始了!
1958年10月,共大建校才两个月,一场“自力更生建校园”的大决战就开始了!副校长黎超亲自率领总校一千二百余师生,奔赴奉新、宜丰两县交界的大港山砍伐茅竹。师生进驻茅竹林作业场地后,分班级借住在当地群众简陋的住房中,或住在自己临时搭盖的棚屋里。他们用茅竹搭起床架通铺,铺上一层禾草,就是大家睡觉的“安乐窝”。学生、教师、干部同住、同吃、同劳动。劳动条件十分艰苦。但是,全体师生在校党委的领导下,发扬抗大精神,不怕苦、不怕累,夜以继日,苦干、实干、巧干,以高昂的革命斗志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炸石头,清河道,修滑道,架索道,砍伐运输茅竹,经过近七个月的奋战,砍伐茅竹六十多万根,修筑了十余公里的山间公路,清理了十五公里的山间小溪,铺设了四千多米竹滑道,架设了二千多米的架空索道,为运送这些茅竹到上富镇河边和公路边,创造了良好的运输条件,及时完成了茅竹的运输任务。
1958年10月,1200余名师生远征大港山砍茅竹,建林场,为建校筹集资金 图为林学系学生在运输茅竹
这次大决战支援了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也为学校筹集了三十八万余元建设经费,对学校巩固和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并创办了校办大港林场。云山分校在建校初期为了筹集资金,曾两次组织师生远征柘林电站水淹区采伐茅竹,筹集了三十二点五万元资金,解决了建校初期经费自给以及生产投资和校舍建设的费用。同时,发扬自力更生,勤俭办校的精神,自己动手建窑烧制砖瓦、石灰,盖起了一栋三千平方米的教学大楼。共大东固山分校,从1958年8月办学起就狠抓四个为主。即:在指导思想上发扬自力更生精神,以我为主;在生产方针上以农业为主,发展多种经营;在劳动力安排上,以学生劳动为主,农工为辅;以固定性生产为主,临时性生产为辅。由于指导思想明确,方针正确,该校从1960年起就实现了粮钱全部自给。
向湖州荒地要粮
怎样解决师生的粮食问题,一度成了学校的燃眉之急。广大共大师生一方面要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另一方面学生每人每月定量只有十四公斤口粮,肚子填不饱怎么能干好活?
1958年9月,共大总校虽然曾派遣部分师生赴永修、德安、星子三县交界的南湖地区,开垦荒山荒地,建立了共大总校南湖农场。但是,由于该场地丘陵汊地带,没有修建围堤,可供开垦的水田面积有限,开垦出的荒地只能种植一些旱作物,短时期内难于解决学校的粮食供应问题。这个场在1962年以后与畜牧兽系实行系、场合一,成为学校的教学、生产、科研三结合基地,并成为全校师生供应肉禽蛋食品的生产基地。
1960年4月,汪东兴去北京汇报工作,了解到党中央、毛主席要号召全国大力农业、大办粮食,学校可以办农场。他听了很高兴,马上打电话向邵式平省长通报,邵式平第二天就通知在校主持工作的副校长黎超到他家里去。一见面就说:“黎超,你不是说学校没有粮食吃吗?我们自办农场好不好?”黎超回答说:“办农场好是好,但学校没有地呀?”邵式平说:“办农场不能与民争地、争利。”黎超当时没有理解邵式平的意思,回答说:“我想办农场,但没有地怎么个办?”邵式平接着说:“我们可以向湖州荒地要粮,鄱阳湖有大量的湖州荒地,湖水有时涨,有时退,退水时地就出来了,可以种粮食。”他给黎超开玩笑说:“老表说鄱阳湖种三年粮,只要收一年,狗也不吃稀饭了。”最后,他要求黎超带人去作调查,如果行,就开大会动员全校师生向湖州荒地进军,办自己的农场。黎超回校后,马上召开中层干部会,传达了邵式平的指示,并研究如何贯彻落实。
1960年5月,黎超就带领几位处长和系主任到新建县昌邑乡的瓜州大队去调查,找到大队书记和几位老农,他们介绍的情况和邵省长讲的完全一样,可见他对鄱阳湖的情况了如指掌。黎超等人调查回校后,马上到新建县找到县委书记刘贵和,要求把瓜洲大队附近一万亩湖洲地划拨给共大总校围垦开荒,建立校办农场,以解决全校师生的粮食自给问题。刘贵和同志很支持共大的事业,同意把这块湖洲地划给共大总校。
瓜洲,位于新建县东隅,三面滨湖,一面临江,中间湖洲一掌平阳。这里过去每逢湖水上涨就一片汪洋,冬春则湖草满湖,肥沃的土地一直没有被利用过。现在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总校的师生员工,在党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号召的鼓舞下,怀着把瓜洲变粮仓的雄心大志,树起了向湖州荒地进军的旗帜,决心为国家增产更多粮食,为学校粮食自给打好基础,把学校办好。
从1965年5月开始,在校领导的率领下的垦荒先遣队,就进入了水草交错的瓜州,勘测可垦地的面积,筹备开荒大军进驻的各项事宜。由林学系六名师生组成的测量队,整日在齐胸的湖草中奔忙测量,涉水过港,风餐露宿,工作十分艰苦。有时湖草档住了仪表视线,几位同学就平躺在一起,用身子滚出一条草巷,进行测量;有时遇到水深泥陷的池沼,居翔汉、肖承业、侯宗藩等共青团员就争先跳进水里、烂泥里去打椿。为争取时间,早日勘测完毕,他们起早摸黑,不走回头路,测量到那里,就住在那里,经过十八天的战斗,他们踏遍了辽阔的瓜州,查明了一点七三万公顷可垦荒地,提前十二天完成了测量勘查任务。
为了争取时间,赢得全年有一季收成,学校采取一边动员,一边行动的方针,由党委副书记黎超亲自挂师,率领一部分师生员工,带着6部拖拉机和大批耕牛、农具。冒着6月暑天的炎热,浩浩荡荡进军瓜洲安营扎寨,投入了开垦湖洲荒地的紧张战斗。他们采取边开垦、边播种、边管理的方法,力争做到不空闲垦田,多种多收。截至10月底为止,开荒总面积达五百公顷,播种了八十六点七公顷的粮食、油料作物和二百公顷的小麦。秋天鄱阳湖没有涨水,当年就收到了稻谷十五万公斤,黄豆二万多公斤,第二年春天又收到油菜籽一点五万多公斤,获得大丰收。
秋后,学校就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动员大会,动员大家积极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组织八百多名师生员工征战鄱阳湖,围湖造田,开荒垦殖。全校师生员工五个多月的建场和开荒围垦战斗中,坚持勤俭办一切事业的原则,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自己动手,创业兴校。在校党委的领导下,大家团结友爱,互相鼓励,克服困难,坚毅顽强,英勇奋战,开展班与班、组与组、个人与个人你追我赶的劳动竞赛,学校与各系的领导同志也深入第一线,与大家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商量,他们的模范行动大大地鼓舞了师生的劳动热情。经过一冬春的苦战,围起了万亩湖地,盖了一千四百平方米的简易住房和仓库,初步完成了农场的建场规划设计和围垦定点工作。建立了瓜洲大队、北山尾大队和象湖大队等三个生产大队,组建了瓜洲农场的领导班子,配备了强有力的领导骨干。根据省人委的规划,瓜洲农场于1964年春季并入恒湖垦殖场。
共大云山分校从建校初开始就十分重视生产基地的建设,他们组织师生先后开荒一百二十多公顷,垦复、抚育山林四百多公顷,兴建果园二十四点七公顷,建起了农场、林场、牧场、果园和小型加工厂等固定的能与科研相结合的生产基地。波阳分校共开垦出良田十六公顷,建起了农场、畜牧场,其中二点七公顷沙洲,师生们硬是挑走了零点六七米深的沙石,换来了沃土,改造成良田,他们还办了一个林场,抚育了六十六公顷山林,建起了用小山竹造纸的小型工厂。
长草就长菜
1959年夏,邵式平省长在庐山疗养,副校长黎超专门上山去向他汇报工作,其中也汇报了请求省里给学校解决建立蔬菜生产基地的土地问题。邵省长问:“要土地干什么?”黎超回答:“学校二、三千名师生员工吃菜问题怎么办?”邵省长又问:“学校有没有空地?”黎超答复:“空地还是有一点的,只是学校地处丘陵坡地,地势较高,严重缺水,一干旱菜就死了。不适合种菜。”邵省长接着问:“地上长草不长草?”当时黎超还没有领会他问话的含意,随便回答了一句:“草还是长的。”
邵省长向他露了一笑:“长草就长菜”。
这下黎超才领悟过来,他还在陷入沉思,邵省长接着说:
“你回去开个师生员工大会,就说邵式平说的,长草就会长菜,你花点钱,买些扁担、水桶、锄头、铲子等生产工具,发动大家开荒种菜。”
“好!一定照办!”
黎超带着“长草就长菜”的任务,兴冲冲的返回到学校。他原来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一层呢?邵省长讲得对呀!能长草的地,经过改造,当然就能长出菜!贵州、四川那些人多地少的地方,不是从岩石缝里都能种出菜来么?于是,他主持召开了全校师生动员大会,传达贯彻了邵省长“长草就长菜”的指示精神,广大师生员工积极响应!经过一段时间努力,菜种得很好,的确解决了一些问题,在学生中还出了“南瓜大王”、“红薯大王”等先进典型人物。
后来邵式平到学校来检查工作,还专门到菜地去看,他问:
“黎超,怎么样?”
黎超半开玩笑地说:“长草就会长菜”。
邵式平听后,叉手仰天哈哈大笑。
随着学校的发展,规模的扩大,校内的土地终究满足不了供应几千人吃菜的需要,利用校园内空地种菜毕竟只是权宜之计,要真正实现蔬菜、肉类、豆制品等副食品的自供自给,还是要建立相应规模,相对稳定的生产基地,才是彻底解决问题的办法。为此学校曾多次给南昌市写报告,上门找市领导商量,要求把学校附近的生产队划过来,那里有几十公顷土地,可以建立蔬菜生产基地,由于多种原因一直没有解决,1960年夏,经省委常委会议讨论才作出决定,将学校附近的枫景生产大队划给共大总校。土地问题一解决,学校很快成立了枫景园艺场,建立了蔬菜生产基地,当年就解决了全校师生的蔬菜自给问题,并实现了自给有余。
共大前景看好
共大总校地处梅岭脚丘陵荒坡地上,地势较高,既没有小溪河流穿越而过,也没有自来水公司的供水管道。过去南昌林校五百余名师生的吃用水只靠三口井供应,一口供学生食堂,一口供学生用水,一口供老师、家属取食用水。共大创办后,人员增多,规模扩大,连续发生严重的水荒。1959年秋,学校就组织师生在蔡家背后修建了龙泉水库,由于设计疏忽,坝基渗漏,当年没有建成蓄水,一直到1975年才正式蓄水。为此,1960年秋又发动60级六百余名新生和园艺场的职工在源头修建枫景水库,经过整整一个冬天的奋斗,在没有任何机械设备的情况下,完全靠肩挑、人推、硬是建起水库大坝,第二年封口蓄水,既解决了全校师生吃用水的困难,也解决了枫景园艺场蔬菜地的灌溉用水问题。
由于全校师生员工的共同努力,到1960年底,全省共大迅速发展到总校一所,分校八十八所,劳动技术学校十四所,在校学生:总校一千八百六十九人,分校及劳动技术学校共五万零一百三十一人。在校教职工;总校五百六十四人,分校及劳动技术学校共三千九百九十人。共建校舍五万余平方米,开辟农场八十六个,耕地面积一千一百九十六点四公顷,兴办各种小型加工厂一百六十一个,有百分之六十七的学校实现了学生的学费和生活费自给或基本自给。
第三章:拨乱反正的论战
事物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共大在前进的途中,阳光伴随着风雨同行。共大在创办的初期,除了面临着上面我们所介绍过的三大严峻的困难,更可怕的是,一度还受到了一股错误思潮的冲击。主要表现在部分师生对学校实行“半工半读,勤工俭学”的办校方针存在着许多的误解和疑虑,社会上也有各种各样的议论……如不妥善处理,将会直接影响到共大的生存问题,当然就更谈不上发展了。
流言满天飞
由于共大实行“半工半读、勤工俭学”的办校方针,学生入学后要参加比较艰苦的生产劳动,毕业后又要回到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劳动或农业技术工作,做一个新型农民,一个普通的劳动者。用当时流行的话讲叫“社来社去”。即那个农村招来的学生,毕业后就返回到那个农村去。与全日制大学生在毕业分配的“前途”问题上,形成了非常明显的反差,反差更大的还是教学的体制,几年“半工半读”的劳动学习生活。其它全日制大学生,毕业后都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于是,一些消极、阴暗的流言就开始满天飞了!
比较常听到的议论有:
共大不正规、不像样,这象所大学吗?……
共大是“大学的牌子,中学的内容,小学的学生”……
共大是“四不像”,学校不像学校,农场不像农场,学生不像学生,农民不像农民……
还有个别不怀好意的人说共大是“劳改大队”,甚至连学校内部也有人觉得共大不像大学的样子,似乎在共大工作低人一等,不光彩等。在学生中,当时还普遍存在“三怕”思想。即怕艰苦,怕劳动,怕学不到东西,从而想离开共大,去考全日制大学。也有一些人认为“半工半读不正规”,没有必要办。当学校办起来了,而且站稳了脚跟之后,又对学校能不能办好产生怀疑,认为既要劳动又要教学,矛盾不好解决,要做到生产自给就保证不了教学质量,保证教学质量就做不到生产自给。师生中存在的这些疑虑,在共大办校初期反映尤为突出,即使在条件比较好的共大总校和少数分校也不例外。
流生现象严重
当人的思想产生波动,流言蜚语满天飞的时候,从而导致一个最直接的恶果就是:部分老师不安心工作,千方百计想跳槽调离共大。老师思想不稳定,显然给教学埋下了巨大的隐患,但仍有个缓冲期,外表似乎还风平浪静。糟糕的是,一度学生队伍不稳定,流生现象严重。学生思想不稳定,就不会象老师那样,暗地里去活动调动。他们处理的方式非常简单,到这样的学校,象进了“劳改农场”一样,赶快趁早溜之大吉吧。为此,校领导一度伤透了脑筋。有时学生成批招进来,两三天后,甚至一夜之间又成批或三三两两偷偷的走了。
汪东兴是共大总校第一任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在一次全校师生大会上,他作了《有信心有毅力一定把学校办好》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说:
“我们有困难,但这是暂时的,可以克服困难。我们的困难,一是基础薄弱,没有很好的教学大楼、礼堂、宿舍及设备、仪器等;二是没有更多的教员;三是没有管理半工半读这样大学校的经验。我们不能把全日制大学的一套死格式搬来。
因此,我们有一些同学、教员以至领导都有动摇。学生说:这是大学呀!教员说:这怎么能行啊?所以有的学生刚来校情绪很高,结果逃之夭夭。我们称他为“开小差”,我为此曾在总校讲了一次话。我说:要跑,三天内报名。马上可以走。来校光明,走也要光明。要走开欢送会,请他们提意见。走了又回来了。学习开始前回来可以,学习开始后回来不行。学校不能变成招待所。这叫共产主义风格。我宣布以后,反而都不走了,这次暑期不但没有不回来,而且还带来一批。我们学校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统一思想认识
办校初期,针对社会上对共大的各种错误议论和广大师生中存在的各种疑虑,党委书记汪东兴同志首先组织全体党委成员认真学习毛泽东教育思想,提高领导班子的思想认识,在这个基础上发动全校师生开展一场有关党的教育方针和共大办校方针的大学习、大讨论。
当时他们主要围绕如下四个问题,进行反复深入的学习讨论:
1、创办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是否需要;
2、半工半读的学校正规不正规,像不像样;
3、实行半工半读会不会降低教学质量;
4、共大是学校,还是劳动场所。
每次开展大讨论,学校都组织师生认真学习党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学习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和《改造我们的学习》等经典著作及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关教育的论述,武装大家的头脑。
在学生中组织专题学习会、讨论会、主题班会,出班刊、校刊。组织大家到工农群众中去调查研究,听取工农群众的意见,写出专题调查报告,组织形式多样,生动活泼的教育活动。同时,省委、省人委和各级党、政部门的负责同志及学校的领导也利用一切机会,给师生作报告,讲传统,利用各种宣传工具写文章,引导启发大家正确认识党的教育方针和共大的办校方针。
从1958年8月至1961年4月,校领导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的有:
刘俊秀1958年9月6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谈谈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1959年8月2日在《江西日报》发表的《为坚决办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而努力》;1959年2月13日,汪东兴在《江西日报》发表的《切实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坚决办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和1960年1月31日发表的《高举毛泽东教育思想红旗阔步前进》;屈绍建副校长在校内刊物《教育与劳动》上发表的《劳动大学健步前进》;1958年10月29日《江西日报》发表大茅山分校党委副书记郭正礼的《培养共产主义战士的大熔炉》;1960年校内刊物《教育与劳动》发表的《更进一步地开展群众性的教育革命运动》;1960年1月11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教学、生产和科学研究》文章等。
到学校讲课、作报告的有:邵式平省长1959年1月22日在共大井冈山分校作了《我们学校是新生的学校》的报告,1958年9月2日在共大黄冈山分校作了《论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报告,1961年4月在共大总校分三次讲授《社会主义教育问题》,就教育的本质、中国教育发展的历史、社会主义教育的目的、内容和方式问题,进行了深刻的讲述。刘俊秀校长在1958年8月1日在共大总校开学典礼大会上的讲话《为一座新型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诞生而欢呼》;1958年11月18日汪东兴在共大总校作的《有信心有毅力一定把学校办好》。在1959年共大建校一周年时,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省长邵式平还专门为共大题词。杨尚奎的题词是: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必须坚持,勤俭办校的精神必须继续发扬,教学质量必须巩固和提高,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办得更好。邵式平的题词是:坚持贯彻执行教育与生产相结合的方针,要为所有的人进大学开辟道路。
广泛宣传毛泽东教育思想和共大的办校方针 图为1959年共大总校召开共大群英会
通过学习教育、辩论和激烈的思想交锋,大家统一了思想认识,一致认为,共大是以抗大为榜样的无产阶级学校,一定要为创办这样的学校摸索和积累经验,为教育谱写新篇章。为此,全校师生的精神面貌大力振奋,学校也在蓬勃发展之中。
开展三大教育
在大学习、大讨论的基础上,他们还注意深化思想政治工作,切实开展好“三大教育”:
一、弘扬抗大精神,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江西共大没有像其他全日制学校那样盖好了校舍,添置好了设备再招生开学,而是“先上马,后备鞍,先招生,后建校”。1958年8月1日共大总校和三十所分校开学时,除总校有南昌林校的一点基础外,分校都是一无所有。为此,共大十分重视在师生中进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教育。在教育中使大家认识到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又是一个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如果要求都由国家拿钱,先盖好校舍,买好设备再办学,共大就办不起来,就不可能担负起向广大工农群众普及文化科学知识的历史使命。因此,只能学习“抗大”精神,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依靠自己的力量把学校建起来,依靠自己的力量迅速发展共大的事业。
通过大家的艰苦奋斗,劳动建校,学校的校舍、设备、生产基地,都有了一定的规模,条件有了很大改善。但是共大要在我国农业生产水平不高的情况下,实现生产自给,任务仍然是比较繁重和艰苦的。因此,仍然需要坚持不懈地进行自力更生的教育,继承和发扬这种好传统。
二、强化思想感情,进行学农爱农教育。
共大的学生绝大部分来自农村,出生普通工人、农民家庭。他们过去在农村都参加过一些力所能及的生产劳动,对劳动的认识有一定的基础,对劳动人民也有一定的思想感情。但是,过去他们只是参加了一些铺助性的劳动,对劳动的认识,无论从感情还是从观念上说,都很肤浅。加之旧的传统观念的影响,鄙视劳动,轻视劳动人民的观念,在他们身上也时有反映。特别是进了共大以后,不像进了其他全日制学校那样,可以放掉锄头、扁担穿上皮鞋,天天坐在教室里上课,而是每年还有好几个月时间和工人、农民一样参加繁重的生产劳动,思想上总觉得不舒服。因此,增强他们对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与他们进行学农爱农教育,成了一度共大思想教育一项重要内容。
共大学生虽然大多数来自农村,对我国农村经济落后,农民生活艰辛的状况是比较了解的,他们懂得广大农民迫切要求改这种贫穷落后状况的强烈愿望和对他们的殷切期望。但是落后的经济,艰辛的生活也使一部分学生产生了厌恶农村生活,不愿务农的心态,加上社会上“重工轻农”思想的影响,不少学生对学农的热情不高,专业思想不巩固。至于一些从城市来的学生,学农不爱农的现象更为突出。这种现象如不及时解决,不仅影响学校的教学、而且也会影响学生毕业后扎根农村,服务农业的思想准备。因此,对学生进行学农爱农的教育,激发学生学好农业科学技术知识的热情,培养学生立志务农,为改变我国农村贫穷落后面貌的坚定决心和信心,也是共大进行思想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和必须解决的问题。
进行学农爱农教育,一方面通过反复组织学习毛泽东有关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和巩固工农联盟的思想,提高对农业基础地位的认识。认识到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农业大国,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80%左右,巩固工农联盟的问题,说到底是个农民问题。农村贫困的状况得不到改善,农民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不仅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搞不上去,还影响到工农联盟的巩固和政治生活的安定。同时,通过组织学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和深入农村实际,增强对农业和农村实际状况的了解;组织大家学习和宣传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英雄模范的先进事迹,激发广大学生的爱国主义热情和社会主义觉得,激发他们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巩固他们学农爱农和立志务农,献身农业的信念。
三、结合形势任务,进行师生前途教育。
共大师生对学校的办校方针产生困惑和疑虑,还有很重要一条原因,就是学生毕业后国家不包分配,就认为不正规,认为这样的学校没有前途。尤其在学生中,不少人觉得辛辛苦苦读了几年书,毕业后还要回农村、山区从事农业生产或担任不脱产的农民技术员,实在不划算。因而觉得前途渺茫。造成这些认识,既有我国计划经济体制问题,有国家对全日制大、中专毕业生实行统一招生、统一分配制度的影响问题,也有轻视劳动的传统观念的影响问题,但最根本的还是对共大实行的学生就业制度的社会意义缺乏认识。所以,前途教育也是共大办校初期,乃至于整个办校过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要反复进行的重要内容。
进行前途教育,主要是组织学生反复学习毛泽东《青年运动的方向》,提高学生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增强为工农群众服务的意识;同时,密切结合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势教育,启迪学生自觉地把自己的理想和祖国的前途联系起来。通过教育使广大学生认识到:农业现代化建设,需要千千万万掌握现代农业科学技术知识的技术队伍,需要有大批善于经营管理的工作人员,同时也需要有整个新的一代有文化、有技术的劳动者。共大学生从那里来,回到那里去,就可以大量吸收农村青年入学,直接为农村培养出大批不脱离生产劳动的,又掌握一定的科学技术知识的新型农民和基层干部。他们扎根农村,服务农业,成为农村现代化建设的骨干力量。没有这样一支规模宏大的骨干力量,没有全体农村劳动者文化科技素质的提高,实现我国农村的现代化建设是不可能的。如果共大的学生毕业后,也像其他全日制大中专学校一样,由国家统一分配当干部,拿工资,不仅国家负担不起,社会也接受不了,共大也就没有发展前途。共大之所以得到广大工农群众的欢迎,他们纷纷把自己的子女送到共大来读书,正是因为学生毕业后能回到家乡,扎根农村,为发展农村,建设农村服务。
共大的思想教育工作,不仅在内容上与一般学校不同,工作方法上也完全不同。共大实行“半工半读、勤工俭学”的办校方针,学生在校期间有比较长时间的劳动锻炼,养成教育成为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一大特点。基于这一点,共大在对学生中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采取了五个结合的做法:
1、思想理论教育与实践锻炼相结合;
2、系统政治理论教育与日常思想工作相结合;
3、解决思想认识问题与解决实际困难相结合;
4、校内教育与校外教育相结合;
5、言教与身教相结合。这些方面在当时都是切实可行的、行之有效的方法。
第四章:生死存亡的考验
江西共大是在1958年大跃进的大背景下诞生的,当这棵幼苗根基还没有站稳,起步就与政府“断奶”,接踵而来又遇到国家三年自然灾害的严峻考验,还有自身生存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它能挺过去吗?它怎样来度过这一难关呢?它的应对之策是什么呢?
1961年4月至1963年10月,是江西共大调整、巩固、提高的时期。
调整领导班子
加强党对共大的领导,建立党的坚强领导核心,这是共大日益巩固发展的关键和有力保证。
1961年2月,共大总校党委书记汪东兴调离学校到中央工作后,中共江西省为了加强对共大的领导,曾先后对共大总校的领导班子、组织机构作了调整和充实。
1961年3月,由省委副秘书长兼共大总校副校长张宇晴接任党委书记。
1962年2月,经省委农村工作部批准,由张宇晴、李玉、黎超、屈绍建、林仲、于普等六人组成中共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总校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1962年11月省委决定调省监察委员会副书记毛文友任共大总校党委常委、副校长,分管思想政治工作,同年11月,调省委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陈平任党委常委、教育长,协助林仲副校长分管教学工作和分校工作;
1963年调原南昌县委书记马迅任党委常委、党委办公室主任。
共大总校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即高教六十条)的精神,为加强学校的管理工作,于1963年3月,颁布了《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总校校务委员会组织工作条例》(试行草案),成立了以刘俊秀为主任,张宇晴、李玉、黎超、屈绍建、林仲、毛文友、陈平为副主任,由四十一名委员组成的校务委员会。
省委、省人委为了及时帮助共大解决前进中的各种困难,于1961年5月,在南昌召开共大第七次校长工作会议,根据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和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号召,检查各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和省委规定的“勤工俭学、半工半读”的办校方针贯彻执行情况,推动各校各项工作的胜利进行。
1962年9月,省委、省人委为了检查共大贯彻落实“勤工俭学、半工半读”的情况,做好从上海招收的新生的思想工作和巩固工作,在方志纯副省长主持下召开了共大第八次校长工作会议,邀请共青团上海市委副书记蒋文焕等二十五人列席了会议,并请他们与共大的同志一道,共同来做好上海新生的稳定工作。
再战鄱阳湖
1960年至1962年,我国国民经济遇到严重困难,党中央、国务院制订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并向全国发出了“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伟大号召。此时,共大刚刚创办不久,生产基地没有完全建好,生产收入有限,办学经费严重不足,学生、农业工人及其家属的粮食供应十分困难,加上由于认识上的原因,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学校发展过快和管理不善等,致使学校自给任务加重,教学时间难于保证,教学质量受到影响,师生思想混乱,学校面临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
当务之急,他们首先要解决的是自己生存的问题。说白了,就是这么多的学生与教职员工,一日三餐的吃饭的问题要解决!伙食可以差一点,生活可以艰苦一点,你没有饭吃行吗?你吃不饱肚子,还能坚持半工半读吗?他们要靠自己开荒造田,产出粮食,解决肚子的问题!一切都得自己动手,自力更生。于是,他们动员全校师生,展开了新一轮的大决战!即:再战鄱阳湖,围湖造田,创建将军州垦殖场。
1960年8月,全校600余名师生在修建枫景水库,建立蔬菜基地,解决全校师生吃用水的困难
1958年8月至1961年初,在共大总校初创阶段,虽然已建起了南湖农场、大港林场、枫景园艺场、瓜州农场,但南湖农场地处丘陵水汊地带,没有围垦,可供开垦的水田有限,大部分丘陵山地开垦后也只能种果树、饲料、油料等旱作物,在短时间内不可能解决全校师生员工的粮食供应问题。枫景园艺场也只能解决全校的蔬菜供应问题,瓜州农场虽然初建成,但后来省人委在那里围垦了一个有一万多公顷的大农场(即现在的恒湖垦殖场),把共大总校建成在瓜州农场包围在内。为了便于管理,省人委要求学校放弃该场,另辟地建场。为此,学校领导曾专门去找当时主管农业工作的省委书记刘俊秀和副省长彭梦庾,经多次请求和协商,最后省人委才决定拨款100万元,由学校另找地方建场。
在困境中,他们逆水行舟,背水一战!1962年初冬,共大总校动员全校二千多名师生员工和一千多名共大分校的学生,手持锄头,肩挑扁担,雄纠纠气昂昂,开赴新的荒滩——将军洲,又投入了新的建设基地的战斗!
将军洲,是一个鄱阳湖滨的荒洲,没有人烟,一眼望去是看不到边的杂草和芦苇。在这里,水中有血吸虫,空中有苍蝇大的蚊子,地上有各种各样的虫类。困难的环境,艰苦的条件,并没有吓倒共大师生。相反,更激发了他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四千名革命师生头顶青天,面向荒洲,进行了一场大决战!当时条件非常艰苦,没有住房,他们就自己动手,砍茅竹搭成人字形的架子,每个“小单间”只要四、五根茅竹够了。再用割来的茅草盖上当成瓦,夜晚师生们睡在里面,低头看湖水,抬头望着明月,到也乐在其中。只是一旦下雨,上边漏水,下边冒水,大家只好挤在一起蹲着过夜。
将军洲的冬天相当的冷,寒风直往人骨子里钻。有时还下雪封冻。共大师生只有拼命的干活,用劳动取暧。每当肚饿的时候,他们就想起当年红军吃树皮、吃皮带的情景,用革命先辈的精神来激励自己。在极端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他们还发出这样的豪言壮语:
头顶创业风和雨,脚踩创业水和泥。
迎着红日干革命,愿将一生献人民。
就这样,他们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硬是用自己的双手、双肩,苦战了一个寒冬,修筑了长九公里,底宽五十余米,高六米,挑土方九十余万立方米的拦湖大堤。建起了两个中心排灌站,开挖了中心排灌沟和环型排灌沟,围垦了四百五十四公顷土地,建起了具有相当规模的粮食基地——将军洲垦殖场。
后来这里成为共大的主要生产、教学基地。现有农工四百余人,学生七百九十一人,教师三十五人,共分五个连队。饲养耕牛一百零三头,猪四百一十头,拖拉机十三台,电力排灌站两个,农业生产达到半机械化,共大粮食已全部自给,主要是这里供应,被称之为“共大粮仓”。
有了粮食生产基础,他们吃饭的问题就解决了!为了确保围堤的安全,其后学校又陆续在围堤外坡修贴了水泥预制板护坡,在堤上建起了安全、稳固的粮食仓库,添置了水运龙头船和驳船,解决水运粮食的困难问题。1963年在严重秋旱的情况下,共大总校的粮食总产量达到二百三十余万公斤,完全实现了粮食自给。学生的口粮定量标准也由过去的每月十四公斤增加到每月十八公斤,劳动期间还增加到每月二十二点五公斤,教师、干部的粮食定量也增加到每月十八公斤,而且学校还有五十多万公斤的粮食节余,可以用来发展畜牧业,解决师生员工的肉类供应问题。
创建五金机械厂
江西共大首先解决了全校师生员工的吃饭问题,这对他们来讲也是“基本国策”。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但学校还要建设,还要发展,解决了“温饱”问题,还要向更高的目标奋斗。紧接着,他们就是要集中精力,解决办校经费困难的矛盾。这项工作从哪打开突破口呢?他们在“工”字上下功夫。即:发展好校办工厂,从这里面挖出钱来!
1960年6月18日,上海公私合营的香港钢骨厂、中华螺帽厂迁到江西南昌配件厂(即现在的南昌齿轮厂),成立综合车间,生产元钉。1962年南昌配件厂改变了做标准件的任务,并改名为南昌齿轮厂,为此该厂想把综合车间划拨出去。因为该厂就在学校附近,又归农业机械部直接领导,学校知道这个消息后,就派人员前往省委请示刘俊秀和有关主管部门,要求把综合车间划拨给共大总校作为学校的生产基地。
有了这个“工”的生产基地,就与前面提到的将军洲垦殖场一样,前者是生产出粮食,后者则是生产出“钞票”。办校经费的问题,就可望得到有效的解决。
经省委、省人委及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同意,于1962年12月1日南昌配件厂综合车间一百零八名生产人员和全部生产资料划拨给共大总校,并成立共大总校五金机械厂。当时厂址仍在南昌配件厂内,生产元钉。1961年4月,省农垦厅所属的省林业科学研究所并入共大总校。为此,共大总校就将原省林科所的养猪场场址作为五金机械厂的建厂地址,在条件极为简陋的情况下,将养猪场的猪舍等建筑改造成厂房和职工住房。
1963年5月厂房基本建成,五金机械厂才迁至现址,原工业系的实习厂也一并迁入,成立制钉、大修和金工三个车间。当时,除元钉生产纳入国家计划外,其余各项生产产量均很低。建厂之初厂房简陋,设备陈旧,绝大部分车床被工人称之为“老爷车”,五金机械厂成立之后,学校加强了该厂的思想政治工作和管理工作,添置了新机器设备,配备了新的领导班子。
邵式平:只要总校不垮,我们就胜利了
邵式平与黎超称得上是故交了。黎超就是他亲自物色看中的人选。
黎超原在省财政厅任副厅长。1957年12月,他响应党中央干部上山下乡的号召,与省直机关五百多名干部一起上山下乡,在省属云山综合垦殖场任场长。
1958年10月,邵式平省长和刘俊秀、汪东兴及农业厅厅长盛朴等同志一起到云山垦殖场检查工作,白天到各个地方察看,晚上和他们下放干部一起住在新搭盖的草棚里的大通铺上。有空邵式平就经常与黎场长聊些工作上的事。一天晚饭后,邵省长找他谈话。他含笑冲着黎超说:
“我经过反复考虑,决定调你到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总校去工作,你的意见怎么样?”
黎超当时根本没有这个思想准备,他的命运与前景压根儿也不会往学校方面想。他小时候只读过几天书,连小学毕业的水平也没有。尽管参加革命后,文化水平有些提高,但要到大学去工作,和知识分子打交道,过去从来没有想过。因此,邵省长的谈话使他感到很突然,思想上一下子转不过弯来,不知为什么组织上会把他调到大学去工作。
他匆忙考虑了一下,谈了自己的意见。他恳切地说:
“到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去任副校长,我不行,我只是个农民出身,连小学也没有毕业,自己肚子里有几瓶墨水还不知吗?我胜任不了这项工作,请组织上考虑一下吧!”
邵省长似乎早就料想到了他会不同意,马上接过话:
“我就是要你这样的人去任副校长,刘俊秀也没有文化,他是你的校长,你是副校长吗!”
邵省长开始做他的工作,还是动员他到共大总校去。黎超怎么解释也不行。话已到这个份上,黎超感到:“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经过党组织多年培养的干部,应该有一定的组织观念,个人服从组织、服从党的需要。”因此,他只好向邵省长表示:“服从组织决定。”
邵省长一听,马上就说:
“那好,快点到省里来报到。”
于是,黎超第二天就移交工作,第三天到省里去报到了。
他到省里报到后,先分配到农垦厅任副厅长,然后兼任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总校副校长、党委副书记,常驻学校主持日常工作。共大总校的校长是由省委书记刘俊秀同志兼任,党委书记、副校长是由省委常委、副省长、省农垦厅厅长汪东兴同志兼任。当时,共大总校和各分校都不设专职的正职领导干部,只设副职主持学校的日常工作。各分校的校长由所在垦殖场场场兼任,党委书记由垦殖场的党委书记兼任。这样便于加强对学校的领导,及时解决办学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和困难。
1959年5月,省委把德胜关垦殖场工作的屈绍建同志调共大总校任副校长,6月又把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工作的林仲同志调共大总校任副校长,分管教学工作,他们三位同志就常驻学校主持日常工作。黎超从1958年10月调入共大工作,一干就是二十几年,直到1980年共大总校改制更名,他才离开共大,调省经委任副主任。
1962年江西为了贯彻落实党中央提出的八字方针,专门召开了省委扩大会议,研究压缩一些学校的问题。因为省里财政赤字大,一些学校教职工工资和学生的人民助学金也发不出去。尤其是1958年新办的十二所全日制大专院校,都是靠国拿钱,现在国家有困难,需要进行调整和压缩。
在共大处境最艰难的日子,邵式平与黎超的交流更多了!
共大也是1958年创办的,在开会前邵式平省长曾几次找共大总校副校长、副书记黎超去谈话。一天,邵省长脸色有些凝重地问:
“黎超,你能不能把共大总校的旗帜扛下去?”
黎超坚毅地回答:
“能,一定能!”
邵式平露了一笑,他说:
“如果全部分校都垮掉,只要总校不垮,我们就胜利了!”
黎超也动了感情,十分明确的表示:
“保证不会垮!”
邵省长听罢,非常高兴地说:
“行,好!”
共大其实差点垮了
当时,省里召开那次研究调整和压缩学校的会议,刚开始讨论就有人马上发言,提出把共大全部砍掉。理由是,省里财政赤字大,专门召开了省委扩大会议,研究压缩一些学校的问题。不可能压缩全日制学校吧?在一些人眼里,全日制学校才是国家的正规学校。共大作为是新生事物,国家条件容许,能够办下去当然更好,现在省里财政赤字这么大,召开专门的会议研究压缩学校,不压缩非正规的学校,难道还要压正规的学校呀?
邵式平听了很生气,他冲着他说:
“XX,咱们1958年办校的时候在党委会上是说清楚了的,你办你的,我办我的,当时不是说了,办全日制没有那么多钱,半工半读你不同意,最后讲好你办你的全日制,我办我的半工半读,现在共大既不要你拿钱,又不要你拿粮,你凭什么要砍共大,有本事你办吗?”
讨论的最后结果,1958年新办的十二所全日制高等院校撤销十所,只保留江西大学和江西工学院。当讨论到共大的调整问题时,最后决定,共大保留,由学校根据本身实际,自行调整。
邵式平在共大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沉着应战,力挽狂澜,使共大起死回生,转危为安……
强化基地建设
建立和完善教学、生产、科研基地,为教学与生产劳动紧密结合创造条件。
1961年4月,省农林垦殖厅所属省林业科学研究所并入共大总校,其中原省林科所所属的青岚生产队、芭茅岭生产队、蛟桥生产队三个生产队的果园、茶园、旱地、荒山、水田共计三百三十四公顷土地,全部划给共大总校直接管理(林科所只负责管理该所附近的森林苗圃地和后面山林),为共大总校解决各系的教学、生产、科研基地,实现系、场合一,提高教学质量,实现生产自给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在狠抓基地建设,规范管理的进程中,共大当时主要狠抓了如下几项工作:
一、合并成立园艺系。将园艺专业迁往青岚生产队,合并成立园艺系。青岚生产队土地一百三十四公顷,其中有大片建成的果园、茶园、水田、旱地,有成片的山丘待开发,具有建立和完善教学、生产、科研三结合基地的良好条件,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可以逐步实现生产自给。
其后,农林综合技术研究班还在那里种植了大面积的油茶林,进行油茶速生产的研究。
二、实行系场合一。在瓜州农场撤销前,将农学系迁回校部,把芭茅岭生产队划归农学系管理,实行系、场合一。
芭茅岭生产队有果园、茶园、水田、旱地共计一百多公顷,有一定数量的生产技术工人,可以作为生产基地的常年生产管理人员,与农学系合并,实行系、场合一,规模适中,专业对口,有发展空间。
三、苗圃划给林学系。将燕子山苗圃划给林学系,成立苗圃一队和苗圃二队。
该处有土地四十余公顷,已建成葡萄园五公顷,实验苗圃十余公顷,与林学实行系、场合一后,可大量发展苗木生产,有利于学生就近参加生产劳动,就近进行现场教学,也有一定的扩展空间。以后林学系在生产自给,尤其在经费自给方面做得比较好,并一直走在其他各系前头。同时,林学系主任周蓄源先生在1962年还受农垦部王震部长的委托,专门负责木本粮食——板粟的引种栽培的研究,并在苗圃二队和学校西面种植了大量的板粟林,王震部长曾先后两次来校检查板粟引种研究的情况。
四、成立农业机械化系。1961年3月3日,共大总校决定撤销工业系和林产化工系,成立农业机械化系。原共大总校工业系的实验厂曾合并到五金机械厂为该厂的一个车间。1963年5月原工业系的实验厂的五金机械厂撤出并入农业机械化系,实行系、厂合一,并在黎家村北面择地建厂,成立共大总校农机厂。
五、成立农业经济系。1961年9月共大总校决定:撤销社会科学系,成立农业经济系,迁往南湖农场,实行系、场合一。由于专业不对口,不利于农经系的发展,为此,于1962年2月农经系迁回校部办学。1962年3月学校决定畜牧兽医系由校部迁往南湖农场办学,实行系、场合一,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其后还在南湖农场建起了中等规模的养猪场,发展养猪事业,并为学校供应肉类、禽蛋食品。
调整、巩固、提高时期,共大总校在省委、省人委的直接领导下,经过全校师生员工的共同努力,奋力拼搏,艰苦创业,全校的生产基地已初具规模,并逐步完善和提高,学校的形势日渐好转,为共大进入新的发展时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第九次校长工作会议
1963年6月,共大召开第九次校长工作会议,认真总结了建校五年来的经验和教训,经过打好基础、探索道路、调整压缩、整改提高等阶段的艰苦努力,闯出了一条适合共大半工半读办学特点的新路。教学、生产、科研(推广)三结合的教育体制,已经基本确立并日趋完善,学校具备了大发展的良好基础。与此同时,还讨论和研究了今后办学方针、培养目标、生产自给、提高教学质量、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等问题,对学校生产自给的范围和要求,提出了切合实际的明确意见。
1963年6月27日,省委、省人委下达了《关于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若干问题的指示》,明文规定:
1、粮食自给的范围。目前只能包括学生、农业工人及其家属的口粮,在目前部分分校生产基地不足,粮食产量很低的情况下,各地应根据各分校的不同条件,确定粮食自给的不同程度,对这些学校粮食自给的不足部分,以及林业生产、教职员及其家属所需的口粮,当地粮食部门应当保证供应。
2、经费自给的范围。总校和各分校的学生生活费,应当争取做到全部生产自给或自给有余,少数分校如确有困难,在今后一二年内或二三年内尚不能做到全部自给的,其中不足部分,由当地垦殖场帮助解决,列抵上缴利润;垦殖场解决不了的,其不足部分,应该报请省财政厅、农垦厅和共大总校共同审核,审核以后,由省财政厅给予补助。总校和各分校编制内的教师、干部的工资和教育行政费用,今后全部由国家开支。从1964年起由省财政厅报请财政部列入我省财政预算。
3、实行因地制宜,区别对待,分别核算,全校平衡。由于各分校所处的环境不同,生产基地,产业项目各异,用单一的标准去要求显然是不合适的。各校应当根据具体条件,因地制宜地具体确定生产、经营重点,一般说,在山区的分校,应以林为重点,开展农、林、牧、副、渔多种经营,当前应当根据各个学校的具体条件,确定不同的要求,以林为主的分校,经费应达到自给或自给有余,粮食生产应在原有的基础上,争取逐步增长。以粮食为主的分校,在搞好粮食自给有余的基础上,努力发展经济作物,开展多种经营,增加收益,力争经费自给。
会后,省委、省人委就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创办以来的基本情况向中央呈报了《向总理汇报办校情况和请示解决几个问题的报告》,中央收悉后十分重视,并由总理亲自主持召开中央、国务院八个部委领导同志会议,专门研究共大的问题,共大在中央的关怀和省委、省人委的直接领导下得到了巩固。
根据周恩来总理和省委、省人委的指示精神,共大从1963年以后,生产自给的方向更明确了。生产自给范围的确定,缓解了教学质量与生产之间争时争劳动力的矛盾,为全面贯彻半工半读,提高教学质量提供了保障;根据各分校的不同情况,提出粮、钱自给的不同要求,实行分级核算,全校平衡,有利于各校更加合理地充分利用当地自然资源优势,创造出更多的物质财富。
由于省委、省人委对共大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大力支持,共大才得以巩固、提高。
第五章:共大情系毛泽东
江西共大是一代伟人毛泽东发现、欣赏、肯定、赞成并倾注了大量心血的一所史无前例的劳动大学。共大的创建与发展,紧紧牵动着他老人家的心。共大情系毛泽东,毛泽东深切关注着这所有让上不起学的农民,跨进大学之门的特殊学校……
在我国国民经济遭受连续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共大也承受着粮、钱、油、肉、菜五自给的严重压力,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共大这一新生事物更加亲切的关怀,高度的重视,大力的支持,热情的扶植,从而使共大度过了难关……
毛泽东:劳动大学现在办得怎么样了?
1959年2月,毛主席听说共大办起来了,感到非常的高兴。他谆谆教导共大师生:“要把学习和劳动都搞好,不仅要搞好劳动,还要搞好学习。”
1959年8月,毛主席在庐山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听取了邵式平省长关于创办共大的情况汇报,并为共大题写了校名。
朱德委员长在会议期间看到了共大井冈山分校的校刊,高兴之余在该校的校刊上题写了“井冈熔炉”四个大字。
这次会议,汪东兴和方志纯负责会议的接待工作,会议间隙他们去看望毛主席。
毛主席吸着一支烟,见他们的到来,自然想到成立不久的共大,现在恰好运作有一年时间了。这段时期,他时时刻刻都在牵挂着这所特殊的学校;这所自己提议倡导下创办的学校;这所让上不起学的农民,能够读得起书的大学!它诞生之后的发展进程怎么样呢?还顺利吗?能坚持下去吗?这是主席最关心的问题。于是,交谈的主题便围绕着共大的生存与发展进行。
主席挥手要他们坐下,然后含笑问汪东兴:
“你说说看,劳动大学现在办得怎么样了?”
汪东兴当时兼任共大总校的党委书记和副校长,对学校的情况了如指掌,他也正是想借机向毛主席汇报共大的工作。是啊,一年来,他们创办劳动大学经过了多少风风雨雨!一步一个脚印,取得的来之不易的可喜成绩!前进途中当然还有不少困难与问题,但他要向主席汇报的还是一片光明的前景,他不由先喝了一口茶,略停顿一会,才开始滔滔不绝的向主席汇报共大一年来的工作——
汪东兴:一口气说了许多话……
汪东兴对主席说: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成立以后,深受全省人民热烈拥护,广大工农劳动群众积极踊跃报考,不到一年的时间已发展到总校一所,分校七十七所,劳动技术学校三十八所。在校学生四万六千多人。这些学校与全省的各个国营综合垦殖场密切结合在一起,分布在全省各个主要山区。
开学以来不到一年的时间,各个学校都进行了紧张的劳动建校工作,首批到校的学生和教职员工从到校的第一天起,就挑起土筐、拿起斧头、镰刀和锄头,从选校址、平地基、烧砖瓦、烧石灰、砍木材干起,到砌墙、架屋、修校舍等等。据不完全统计,全省各个劳动大学和劳动技术学校,已建成的校舍近十万平方米,自制的家具和用具几十万件。现在,凡是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和劳动技术学校所在地方,那里的面貌已经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在劳动建校的同时,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总校、各个分校和各劳动技术学校都加强了生产劳动的领导,提出了逐步实现生产自给的口号。据统计,兴办农场六十六个,工厂二百四十三个,林场四十个,畜牧场七十一个,由学校经营的耕地面积有四万二千七百五十亩,林地面积十四万二千零五十亩,近一年劳动的总收入达四百七十二万余元。平均每个学员收入约一百元。这些初步成绩的取得,对于增加国家财富,节约建设基金,解决学校的办学经费,奠定生产自给自足的基础等方面,都有很大的作用。
在开展劳动建校和生产劳动的同时,各学校同时开始了系统的政治课和文化课的学习,并且结合生产劳动实践,开设了各种生产技术和科学知识的课程。
为了统一认识,围绕着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性质问题、任务问题、办校方针问题采取民主讨论的方法,加强了政治学习,使广大学生认识到我们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是广大工农劳动群众都有资格投考的新型大学,她的宗旨是要把工农劳动群众大量地培养成为具有大学知识的、又红又专的、忠诚地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服务的人才。文化程度不齐,不会影响学校对工农群众进行高等教育的宗旨,我们对不同文化程度的学生分别进行不同的文化教育,从不到一年文化补习情况看,效果很好,学生的文化水平都在原有的基础上有了提高。
生产技术和科学知识的学习,都是结合实际的生产劳动进行的,在教学工作中,我们采取了依靠群众、能者为师、兼职教员与专职教员相结合的方法,以解决师资问题,我们的教师有一部分是党政负责同志兼职的,一部分是从下放干部中选聘的,教学的质量都比较高。
关于教材问题,我们是这样解决的,采取了先教后编,边教边编,教师与学生相结合,兼职教师与专职教师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编写,由于内容切合实际,教学效果良好。关于系科的分设,一般是先混合编班 ,一起劳动和学习,经过一段时间,再根据各个分校的特点和学生的志愿分系分科进行专业学习。
一年来,我们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几万学生一面劳动生产,一面刻苦学习,不仅在政治思想理论方面得到提高,他们还在农业、林业、牧业、副业、渔业等方面学到了许多新东西;在工业方面,许多人学会了炼铁、榨油、酿酒、制造纤维、松脂、木材加工;有不少同学在土木建筑工程方面,已见成绩。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许多师生通过生产实践开始有所创造发明,如总校土法试制成功赤霉素;井冈山分校制成水泥;黄岗山分校用土法制成熟性炸药和灭蝗烟雾剂;有的创造了竹轨滑车;竹制曲线半径测定器、蜻蜒式滑道自动卸材机器等。
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学生本身就是工农群众,他们同学校周围工农群众关系融合,互相帮助,得到了广大群众的好评。
一年的时间,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由于时间紧、任务重、条件差,还有许多工作没有就绪。教学制度、教学计划还不够健全,对于如何根据我们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具体特点,全面贯彻执行勤工俭学、半工半读的办学方针,办好这样一座新型大学,我们还缺乏经验。
汪东兴一个劲的讲了很多,主席听完他的介绍,不曾打断他的谈话。他猛然感到,自己一股脑的讲了这么多,主席从没有插话,便有意停顿下来,含笑望着主席,很想听听主席的反映——
毛泽东: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特点?
毛泽东好象突然发现他停止了说话,便将已经熄灭的烟头往烟灰缸里一放,伸手又去取另一支烟。与此同时,怀着极大的兴趣,催促着汪东兴:
“接着讲,接着讲,能不能总结一下你们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特点?”
汪东兴见主席兴致这么高兴,稍加思索后说:
关于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特点,邵式平省长、刘俊秀书记都曾在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讲台上谈起过,我们认为它有这样几个特点:
一、我们的学生以劳动为第一条件。为广大工农群众接受高等教育开辟了一条道路;
二、我们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师生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半林半读、半渔半读,用师生自己的劳动,创造自己受教育的条件,没有向国家伸手要一分钱;
三、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实行半工(农)半读。把发展教育和发展生产结合起来,多快好省地为国家培养建设社会主义的人才;
四、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培养的人才能够吃大苦、耐大劳,有较全面的知识。既能从事生产劳动,又能解决生产中存在的科学技术问题,具有热爱劳动、联系群众,关心群众利益、热心为群众服务的优良品质;
五、成立起一支半工(农)半教的师资队伍。
当然,在办学的过程中,还将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和困难,我们省委认准了方向,是会坚持下去的。
主席听完汪东兴的汇报,满腔热情地说:
“看来你们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办得很有起色,很有希望,要坚持办下去。”
毛泽东:办得真够大,够气魄,办得好啊!
不久,北京农业展览馆举办的一次大型农业展览会上,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各项成果,包括各类农产品、许多革新发明创造被放在第一展台展出,这是因为在全国还没有一个像共大这样有四万多学生的学校。人多、规模也大,在全国有一定的影响。
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旗帜打出去了。震动了全国,不少省、市、自治区的同志们到江西共大来参观、学习、取经。
1960年9月,汪东兴奉命调回北京工作。但他和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仍然保持着联系,他对这所亲自参与创办并在此工作多年的共大仍然有着特别深厚的感情,他仍在深切关心着,期待着它的成长成熟。
1961年7月,毛主席第二次登上庐山,准备在这里召开党的中央工作会议。作为毛主席身边工作人员汪东兴同志也随之回到了江西。他受江西省委和共大党委的委托,要向主席汇报共大创办三年的情况。
7月29日下午,他又一次和毛主席谈起了共大,汇报共大的工作,他的神情就变得异常兴奋起来,他这样跟毛主席说:
“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经过近三年的艰苦实践。针对1958年入学时学生的文化程度的统计。采取了多规格、多形式、多学制的分级办学管理办法。总校以办本科和专科为主,并负责分校的业务指导。担负分校干部师资的培养提高任务。分校有省、专、县三级。省专属分校以办中专为主,条件好的省属分校,也可以开办大专班。县属分校,以办初技为主。但有不少有条件、有能力的县属分校同样也办起了中专,不管是总校还是分校,都办有预科班,为文化程度低的学生补习文化,然后再根据需要与可能将他们编入专业班学习。”
听到这里,毛主席打断他的话说:
“除青年人需要提高文化水平外,成年人、中年人的文盲问题也要解决一下。是否请你们共大的各个分校再开办一些文化夜校?”
“我同江西劳动大学的同志商量一下,看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汪东兴当即表态。
主席点点头,示意他继续谈。于是,汪东兴接着向主席汇报共大的工作:
总校和省、专、县三级分校从培养目标来说,实际上是大中小三个不同层次结构,总校由省委、省人委直接领导、业务主管是农林垦殖厅;分校的分级管理,分别由垦殖场的场长和书记或地县两级领导,从而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特点鲜明的、覆盖全省的高等、中等、初等比较完善的农业的教育网络。这样做的结果是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在普及基础上提高,在提高指导下普及。使广大工农群众在不同层次上逐步提高文化知识水平,现在在校学生有五万人之多。
他见主席在非常静心的听,自己情绪也非常高涨,继续侃侃而谈:
为了搞好工与学的结合,我们在办学体制、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上都进行了初步探索,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1、各个分校根据各地的经济建设的需要、各校的办学条件,因地制宜设置有针对性的专业,如粮、果、茶、水产、蚕、山区工业、农村医疗、乡村财会等。我们的原则是,当地需要什么人才,就设置什么专业,需要多少就招收多少,各学校都建立了与其规模相适应的生产基地,基地性质与专业对口。
2、教学内容少而精,学以致用。坚持面向地区,面向生产、面向实际。
3、改革教学方法。坚持做什么,学什么,课堂教学与现场教学相结合,专业教学与专业生产相结合。
4、采取教学、生产、科研三结合。教师、学生、工人三结合的组织形式,将教学、生产、科研统一安排、统一计划、统一领导。具体的做法就是实行场系合一,班(教学班)队(生产队或车间)组(教研组)相结合。
毛主席很有兴趣听完他的介绍,十分高兴地说:
“办得真够大,够气魄,办得好啊!看来,我三十前想办的事,终于在你们江西实现了!办教育这是一个事业,一件大事,搞社会主义建设没有文化、不讲科学、不培养人才是不行的。”
1936年6月1日,中国抗日红军军政大学(简称红大)成立的这一天,毛泽东在开学典礼上发表重要讲话,其中谈到:我们这里要教员,没有;要房子,没有;要教材,没有;要经费,没有。怎么办?就是要我们艰苦奋斗。
红大初创时物质条件十分困难。田野就是操场,院子就是课堂,砖头就是凳子,膝盖就是书桌。这所学校后来逐步发展壮大,1937年初校址迁到延安,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成为中国共产党培养抗日军事、政治干部的大学。毛泽东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他为抗大规定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
抗大与共大,恰似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亲兄弟,有许多共同的特点与机缘。二十多年过去了。在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新的历史环境中,江西共大诞生了!这里面仍然倾注着毛泽东大量的心血,而且还蕴含着他一个心愿:让上不起学的农民上学。毛主席这个心愿,如今实现了!
新时期共大所具有的特点是半工半读、勤工俭学、又红又专,学校办学不要国家一分钱,农民上学不要自己掏一分钱,这样的学校真是史无前例!主席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尤其对中国农民怀有深厚的情感。江西共大是他提倡创办的,眼下她经受住了风雨,正在健康成长,他怎么能不高兴呢!
汪东兴:请主席写几个字,鼓励鼓励好不好?
汪东兴见主席神情非常兴奋,感到是向他提点要求的最佳时机。于是,于是灵机一动,冲着主席说:
“今年8月1日是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建校三周年纪念日。主席给写几个字,鼓励鼓励好不好?”
毛主席听了,很爽快地回答:
“这是一件大事,我要写几个字去庆贺他们。”
主席又说:“作为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主持人,你也应该去庆贺他们一下。”
汪东兴说:“现在正开中央会议,工作忙。脱不开身。再说,我也没有什么准备,不知说什么好。”
主席说:“不会影响工作嘛!明天去后天回,还是去看看他们。去庆贺一下好。”
汪东兴说:“那这样吧。主席为他们写几个字,我拿去向他们表示祝贺,可以吗?”
主席笑了笑说:“这个学校办得好,我考虑一下。是应该为他们写点什么。”
看着主席满意的笑容,他知道主席已经同意为共产主义劳动大学题词了。
七三0指示
7月30日凌晨,主席彻夜工作后刚刚就寝,还没有入睡,又起床了。他对身边的警卫人员张仙朋说:
“睡不着还有一件事没有办完,要写几个字。”
原来主席惦记着要给共大师生员工题字。题几个什么字呢?天际东方,有了一线光亮。主席坐在临窗办公桌前的藤椅上,铺开宣纸,拿着毛笔,略加思索,猛然灵泉如涌!于是,他顺着这个思路,一口气写了许多字!然后,他嘱咐张仙朋说:
“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要我给他们写几个字,我看还是写封信好。你现在就把这封信送给汪东兴同志看看,然后退给我,我再看看。”
汪东兴一接到张仙朋的电话就立即起床,马上赶到了主席住处,迫不及待想看主席为共大题的字。拿起一看,原来主席写的是《给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一封信》。
信的全文如下——
同志们:
你们的事业我是完全赞成的。半工半读,勤工俭学,不要国家一文钱,小学、中学、大学都有,分散在全省各个山头,少数在平地。这样的学校确是很好的。在校的青年居多,也有一部分中年干部。我希望不但在江西有这样的学校,各省也应有这样的学校。各省应派有能力有见识的负责同志到江西来考察,吸收经验,回去试办。初时学生宜少,逐渐增多,至江西这样有五万人之多。再则党、政、民(工、青、妇)机关,也要办学校,半工半学。不过同江西这类的半工半学不同。江西的工,是农业、林业、牧业这一类的工,学是农林牧这一类的学。而党政民机关的工,则是党政民机关的工,学是文化科学、时事、马列主义理论这样一些学,所以两者是不同的。中央机关已办的两个学校,一个是中央警卫团的,办了六、七年了,战士干部们从初识文字进小学,然后进中学,然后进大学,1960年,他们已进大学部门了。他们很高兴,写了一封信给我。这封信,可以印给你们看一看。另一个是去年(1960年)办起的,是中南海党的各种机关办的,同样是半工半读,工是机关的工,无非是机要人员、生活服务人员、招待人员、医务人员、保卫人员及其他人员。警卫团是军队,他们也有警卫职务,即是站岗守卫,这是他们的工。他们还有严格的军事训练。这些,与文职机关的学校是不同的。1961年8月1日,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三周年纪念,主持者要我写几个字。这是一件大事,因为他们写了如上的一些话。
毛泽东
1961年7月30日
毛泽东主席1961年7月30日写给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七.三〇指示信》
毛主席的信,对共大的事业给予了高度的赞扬,对共大三年来的办学经验,作了科学、精辟、全面而系统的总结。
下午,毛主席起了床,又看了看他写的那封信,然后把汪东兴叫去说:
“我又想了一下,这封信还是暂时不要公开发表的好,一旦公开发表,全国各地都要派人去江西参观、学习、取经,江西要管吃管住管接待,这样一来影响生产,影响教学,大大加重了江西的负担,好事变成了坏事罗!你告诉一下江西共大的同志们,就说我向他们表示祝贺,你看怎么样?”
汪东兴觉得主席考虑问题很全面很周到,都是为共大着想,于是说:
“就照主席说的办。”
主席又说:“这封信请你送给中央政治局的同志们传阅。”
汪东兴按主席吩咐办。另外,他又给正在庐山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邵式平去了电话,告诉他说,主席给共大写了一封五百二十五个字的长信,祝贺共大建校三周年!
邵式平同志接完电话,就赶快来到汪东兴这里,把信的全文抄回去了。他要向江西共大的同志们报喜。
切切深情
1962年,毛主席会见一个外国教育代表团时曾经说过:“江西有个教育家,他叫邵式平,在他那里办起了一所很好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你们可以到那里去看看。”
在国民经济三年困难时期,共大曾对学校规模和学生人数进行了一些调整。分校从一百一十二所调整到四十六所,在校学生由四万六千多人减少到一万四千余人。这一情况引起了毛主席的极大关注。1964年4月21日,毛主席视察江西会见省的党政负责同志时,就直截了当地问起共大现在有多少在校学生?省委负责同志告诉他:共大目前只有一万四千余名学生。主席对此感到不满,他认真而严肃地指出:“原来不是有四万多人吗?”省委负责同志回答:“压缩了一些。”主席批评说:“既然不要国家出钱,为什么又要压缩呢?”由于毛主席的亲自关心和过问,终于停止住了遣散共大学生和分校撤销下马的风潮。到1966年时,共大在校学生人数又增加到了五万三千多人。
1965年5月27日,毛主席重上井冈山,他很想亲自到拿山沟边去看看那里的共大井冈山分校,但因为日程安排很紧,工作太忙,实在抽不出时间。于是,他就委派同他一起上山的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和江西省委书记兼共大总校校长刘俊秀,代表他老人家去井冈山分校,看望全体师生员工,把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告诉大家。张平化和刘俊秀从井冈山分校回来,毛主席关切地向刘俊秀询问:“那里的共大学校办得怎么样?”刘俊秀回答说:“学生们不但学习了各种专业知识,而且学校做到了粮食自给有余。”毛主席听了十分高兴,指示说:“这样的学校可以多办一些。”当时,省委负责同志向毛主席汇报某些部门对共大规定了许多招生限制时,毛主席说:“管他承不承认,你们自己办嘛!多招一些贫下中农子弟,初通文字,有小学程度,就可以上共大。”
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曾经两次视察江西,每次都关心地询问了江西共大的情况,或听取汇报,或作重要指示。1975年2月23日,他在仔细地了解了共大教育革命的情况之后,又勉励师生“要进一步把共大办好。”
第六章:刘少奇的共大观
刘少奇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一贯重视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勤于调查研究和总结经验,并且善于把实践经验提到理论高度。他对我们党的建设,对我国工人运动和党在白区的工作,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有重要的建树。
同样,他对江西共大这一新生事物,也独具慧眼,有着自己创造性的“共大观”。
两种制度
刘少奇主席是贯彻落实毛泽东思想的典范,有自己创造性的理论思维。他对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较早地实行半工半读、勤工俭学的办校方针,曾给予充分肯定,积极倡导,对共大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支持。江西共大创建之初,他就以十分敏锐的目光捕捉到了它的存在价值,并上升到一种新的理论高度。受江西共大教育模式的启发,1964年,他提出了“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的设想。
为此,分别在北京、天津、武汉、南宁的多次会议上谈到共大的情况,肯定共大的办学经验,要求各地到共大参观考察。并设想把共大作为样板,然后在全国推广。召开了全国半工(农)半读会议,开始在农村和城市试行。
1964年5月至6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党的工作会议。会上讨论并通过了刘少奇提出的“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提议。会议号召全日制学校和半工半读性质的学校同时推行,相互补充。新型的半工半读性质的江西共大,正好就是这样的一种模式,她是社会主义“两种教育制度”当中的一条腿。既符合中央工作的精神,又适合我国当时国家贫穷,人口众多的实际国情。因此,得到了刘主席的称赞。
1964年7月3日,刘主席到天津参加河北省委扩大会议,在全省地市委书记座谈会上,他自问自答的说:
“用一种什么办法既能普及教育,又能使国有和家庭负担得起呢?那只有除开现在全日制学校外,再办那种半工半读或者半农半读的学校。使青年人,不靠国家,不靠父母,一直读到大学毕业。”
共大办学的实践,半工半读的新型模式,正好回答上述问题。
路走对了
学校实行半工半读。勤工俭学,生产自给,学生靠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养育学校,使国家少花钱多办学,大力普及教育,学生不花钱也能上大学,大大地减轻了家庭的经济负担。这是多快好省地发展教育培养人才的有效途径,也是极大地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的最好办法。
1964年8月1日,刘主席在北京为中央各部委的党员作报告中,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说:
“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也有经验。据说这批学生,能文能武,能当工人,能当干部,能作研究,是新社会成长起来的新人。和我们,和你们,和现在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都不一样,没有知识分子的架子。从长远看有利于消除脑力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
8月2日,他又说:
“现在天津已有二千多毕业生,上海有八百多毕业生,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也有不少毕业生,要对这批毕业生情况作一些调查,他们中间将产生一些厂长、教员,也可以从他们中间抽调一些人到教育部门来管半工半读的学校。你们看好不好?”
8月7日,刘主席到湖北视察,在一次关于“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讲话中指出:
“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是有成绩的,江苏、广东的农业中学也是有成绩的。现在有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毕业的,上海业余工业大学毕业的,天津中等技术学校毕业的,就要从他们中间调人出来当教员。”
8月31日,刘主席在广西视察时作过一个报告,他号召说:
“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路走对了。”
社来社去
1965年7月,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全国高等农林院校半工半读工作会议。共大总校教育长陈平、农学系副主任盛金坤、云山分校党委副书记宋殿祯等五位同志参加了这次会议。
这次会议主要是研究农林院校如何贯彻落实半工半读,勤工俭学的办学方向问题,会议由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主持,农业部代部长江一真、农垦部副部长肖克等领导自始至终参加了大会。这次会议共大带去了五份材料。即:1、共大创办初期怎样从无到有,白手起家,继承党的红大、抗大办学传统和革命创业精神;2、共大怎样为工农子弟开辟入学大门及工农子弟怎样奋发图强,刻苦学习的;3、共大怎样既逐步做到生产自给,又不断提高教学质量的;4、教学、生产、科研三结合的经验;5、共大历届毕业生在工作岗位上受到单位领导和群众的欢迎和称赞。
会议结束后,刘少奇主席接见了部分院校的负责同志,其中共大和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的领导参加了接见,在接见时刘少奇主席作了几点重要指示,他说:“江西共大和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是全国创办最早的两所实行半工半读,勤工俭学办学方向的学校,这个办学方向值得提倡,这是贯彻教育战线上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也是两种教育制度。因为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期间很长时间内,国家不可能拿出更多的钱去办全日制高等院校。”又说:“你们全日制高等农林院校都可以在学校试办几个半工半读、勤工俭学的班级,一个学校也可以实行两条腿走路嘛……江西共大、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也可以试办几个班级的社来社去,不一定国家全包。”
钟奋生简介
钟奋生(原名:彭光林),江西修水县人。中国铁路作家协会会员广铁分会理事,《中国报告文学》杂志重点签约作家,中国策划学院签约作家。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已发表文学作品约三百多万字。出版著作有:长篇小说《红玫瑰》、《蓝玫瑰》;长篇记实文学《江西共大风云录》、《赞助营销密码》等。小说、散文多次获奖,中篇小说《天边滚动的闷雷》荣获全球首届国际有奖征文大赛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