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共大风云录》(2)
第七章:周恩来的共大情
周恩来同志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在中国人民心中矗立起一座不朽的丰碑。共大师生永远缅怀人民这位好总理,不会忘记他对共大这棵共产主义教育的幼芽,从一诞生就高度重视和精心培育。他在国事繁忙,日理万机的情况下,多次听取共大的工作汇报,帮助共大解决前进中的困难,亲自到共大视察,接见师生代表,鼓励共大师生把学校办好。共大之所以能够茁壮成长,发展壮大,与周恩来总理无微不至的关怀,尽心尽力的支持,精心细致的培育是密不可分的。
题写校名
1959年8月2日至16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在江西庐山举行。八届八中全会详细地检查了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执行情况,充分地讨论了当前的经济形势,并且提出了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在今年内提前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年至1962年)主要指标的战斗任务。
周恩来总理1959年8月在庐山开会期间为共产主义劳动大学题写的校名
会议期间,周总理非常繁忙,但他仍深深惦记着共大的发展近况。这所劳动大学诞生一周年了。它现在的运作情况怎么样?还顺利吗?取得了哪些成绩?克服了什么困难?现在主要存在的问题是什么?周总理对这些都想详细了解。江西省省长邵式平当时也在庐山参加这次会议,他是共大的创始人之一。在会议的间隙时间,周总理去听取邵式平省长的汇报,邵省长便将共大创建的经过,以及今后发展的打算,详细向总理倾吐了。总理听后,非常满意。
看来,共大的形势也与全国一样,尽管前进的途中遇到了不少困难,但是共大的师生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战胜困难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这所毛泽东亲自提议、扶助、关注的劳动大学,看来很有希望!总理的心情就更兴奋了!
会议期间的一天傍晚,江西省委书记兼共大总校校长刘俊秀正在招待所门前休息,巧遇到这里散步的周总理,刘校长赶快迈向前去,还未等问候总理,总理就冲着他,兴致勃勃地说:
“俊秀同志,邵大哥说你兼任了共大总校校长,这很好嘛!”总理略停顿一会,打了一个有力的手势:
“我给你们学校题写了校名——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把共产主义与劳动联系起来,把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结合起来,为农业培养一支科学技术队伍,这件事很重要!”
于是,总理挥毫泼墨,写下了八个刚劲有力的大字:共产主义劳动大学。
刘校长代表学校全体师生员工,非常感谢总理对共大的关怀和支持,并就共大教学、生产、科研三结合的做法和体会,向总理作了扼要汇报。总理听后,明确指示:
“共大总校重点是培养农业科技骨干队伍,共大分校主要是培养一般农业技术人员,这样人数多,也来得快。”
上海知青
江西共大这时开始在全国有些反响了!当时对共大产生浓厚兴趣的,还有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柯庆施。1961年8月,周总理在庐山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柯庆施在会议间隙时间向周总理汇报工作,其中谈到上海每年有大量的初、高中毕业生,升学就业压力很大,建议请江西到上海去招收一部分学生来共大总校和分校读书,毕业以后就留在江西参加开发和建设山区的行列。
总理听后,喜露眉梢,觉得这个建议很好!不仅符合实际,还能产生一箭双雕的作用。于是,他明确表态:原则上同意这个建议。
随后,他便将邵式平、刘俊秀找去商量。邵式平与刘俊秀都是老革命,而且思想比较开放。他们从总理口中听说上海市想将一批上海知青放进共大来读书,认为这样做对江西对上海都有好处,一举两得,当然打心眼的欢迎!总理见他们没有什么意见,表示愿意接收,于是当即指示:
“共大可以到上海招收一批城市知识青年,帮助上海解决一些困难,减轻国家一点经济负担,起初可以少招一些。”
后来,经江西与上海双方协商,从1961年秋季开始,江西方面组成了由共大总校副校长林仲为组长,各分校党政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工作组,于10月下旬来到上海进行招生工作。上海方面由市委文教书记杨西光亲自挂帅,上海市教育局、劳动局、公安局、工、青、妇机关的负责同志都直接参与。在全市的机关、学校、工厂、农村、街道里弄展开了声势浩大、广泛深入的关于共大招生的动员宣传工作。一时间,电台、报纸集中播放了共大消息,刊登共大了材料,还大量地张贴和散发共大招生广告,共大在上海曾经一度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到江西去,到革命老区去,到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去!”
成了上海知识青年响亮的口号和实际的行动,全市紧急行动起来了!
当时,将近八万初高中应届和历届毕业生听过介绍共大的报告,他们比全国其它省份的青年,率先了解到江西共大的相关信息。最后,江西总大总校录取九百七十九人,其它分校录取九千四百七十六人。这批上海新生,于1961年11月底,陆续进入共大总校和分校,开始了他们终生难忘的学习劳动生活。
视察共大庐山分校
1961年9月17日。中央在庐山召开工作会议结束不久,周总理就在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和庐山管理局党委负责同志的陪同下,不顾疲劳,风尘仆仆,来到共大庐山分校视察。
这一天晴空万里,阳光灿烂。庐山分校位于五老峰的半山腰,坡很陡,路不太好走。可是,周总理在离学校还很远的地方下车,和前来迎接的学校党委领导同志亲切握手后,就神采奕奕地与大家一起健步往学校攀登。途中,总理详细地向学校领导询问了学校教学、生产劳动方面的情况,当他看到遍布在山上由师生员工用双手开辟出来的教学生产科研三结合基地时,用手指着一块块平整的梯田,一片片郁郁葱葱的茶园,高兴地说:
“生产基础很好,劳动大学要有生产基础。”
周总理在视察学校的三结合基地后,跟随总理的同志建议他稍作休息。可是,总理神采飞扬,连茶没喝一口,也没坐一下,信步就向学生宿舍走去。
“周总理!”一位同学首先认出了身穿灰色旧制服的首长正是敬爱的周总理,他立即转身奔向大楼,边跑边大声呼喊起来:“周总理来啦!周总理到我们学校来啦!”
1961年9月17日,周恩来总理在中共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陪同下,在共大庐山分校视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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顷刻之间,师生们从宿舍里,从教室里,从图书阅览室,从乒乓房……从四面八方,跑了出来,整个校园沸腾起来了!
同学们是多么希望来到敬爱的周总理身边!但跑到球场附近,大家踌躇了:都上去,可以吗?总理见此情景,一面鼓掌致意,一面向学校党委书记打招呼:
“老扬,让大家过来,我见一见同学们!”
说完,总理频频招手,走向人群。同学们顿时心花怒放,欢快地向总理汇拢过来。这些同学中,有浙江、江苏、湖南、湖北、山东、安徽等省的。校领导告诉总理,在共大庐山分校的学生来自五湖四海,共有十六个省市的外地学生。
总理为共大能有如此广泛的生源基础感到由衷的高兴,他深情地与同学们说:
“江西是毛主席创建的第一个老革命根据地,有光荣的革命传统,要继承发扬革命传统,不要辜负了毛主席的期望。”
同学们聆听着总理的教诲,心里默念着:一定牢记住总理的教导,现在在学校好好学习、好好劳动,毕业后,到农村去,到山区去,扎根农村,扎根山区,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不辜负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期望!
总理热情地和同学们握手,并且亲切地询问他们,叫什么名字,多大岁数,哪里人,学什么专业,想不想家。一连有七、八名上海、江苏、湖北、山东、浙江和安徽的同学,他们都分别向总理作了汇报。总理又问省委领导同志:
“有没有江西的同学?”
校领导告诉总理:“有江西的同学。”
总理听了,就说:“请江西的同学举手。”
同学们立即高兴地举起来了手,接受总理的检阅。总理一名一名地点数着,数完后又说:
“是外省的同学请举手。”
所有外省的同学都很快举起来手来,有的同学还踮着脚尖,把手举得高高的,唯恐总理看不见。
正当总理在同学们中间亲切地谈话时,畜牧兽医系同学小李,敏捷地挤进转着总理的人群,来到总理面前,总理向他伸出了手,小李刚要伸手,一看自己手上沾满了泥,又赶快地把手缩了回来,在衣服上揩擦着,可还没有来得及揩干净,总理的手已经伸到了他面前。小李立即用双手紧紧握住总理的手,顿时感到一股暖流涌上心头。总理问他叫什么名字,哪里人。小李激动地告诉总理,现在家在上海,老家是绍兴。总理亲切地说:
“我们还是同乡哩!”
小李见总理这样平易近人,这样慈祥亲切,禁不住热泪盈眶,偎依在总理的怀里。多么幸福的时刻啊!他,一名普普通通的工人的儿子,普普通通的共大学生,此刻竟直接受到了周总理的爱抚!总理抚摸着他的手,又问:
“会不会劳动?生活习惯不习惯?”
小李仰望着总理的面容,很久才说:“习惯了,跟在家一样。”
总理点点头勉励说:“是啊,干革命五湖四海都是家。”
校领导告诉总理,青年们在这里锻炼得很好,干起农活来,跟江西农村的老表一样。总理听后满意地说:
“这很好嘛!”
1961年9月17日上午周总理来到庐山共大分校视察
总理接着关心地询问大家的学习情况。同学们立即又兴奋地争着告诉总理:
“我们入学时,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少数是高中,多数是初中,还有的是小学程度。但是我们提高得很快。我们是速成的。三年来,我们半工半读,教学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学到了不少能在农村用得上的专业知识。”
“就象温汤浸种”,女同学小高在人群中抢过了同学们的话头向总理汇报。可是刚开了个头,她又激动得说不下去。她是个腼腆而讲话不多的姑娘,可今天是什么日子?今天,周总理来了,这温汤浸种的事能不向总理汇报吗?那是在今年春播时,农学系的师生来到海会公社实行开门办学。当时由于久雨低温,稻种很难发芽。为了抢时间,掌握主动权,师生们和贫下中农一起,进行了温水浸种催芽的试验。在试验过程中,小高在贫下中农的指导、鼓励下,日夜守候,认真观察,悉心处理,终于取得了成功。由于教学与生产劳动紧密结合,小高很快掌握了这方面的技能……
总理用鼓励的目光含笑望着她,小高脸绯红了一阵,终于镇静下来了!此时此刻,她将总理看成是自己慈祥的父亲,开始向总理述说起来……总理认真地听完,十分高兴,并且满腔热忱地对大家说:
“学校办得很好,要继续办下去。”
后来,总理还询问了许多有关学习、劳动和生活上的事情,同学们都争先恐后地抢着回答,总理非常高兴。他满腔热忱对大家说:
“好好学习,好好劳动,把自己锻炼成为又红又专,能文能武的合格人才。”
周总理亲自视察共大庐山分校,不但体现了他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精心培育,也寄托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青年一代的殷切期望。
1976年1月8日,当敬爱的周总理与世长辞的时候,举国挥泪,大地悲歌。庐山共大分校的师生为了缅怀总理,在庐山东麓那伸入云端的五百亩茶海中,自己动手修建了一座水库,一眼望去库水清平如镜,这座水库他们取名叫“缅怀水库”,寄托着师生们对敬爱的周总理的无限爱戴、无限崇敬、无限怀念之情。
接见师生代表
1961年9月18日,就在周总理视察共大庐山分校的第二天,他又来到了南昌,要在江西宾馆接见共大总校师生代表。
这天上午,师生代表一行十人,由总校党委副书记、副校长黎超带领,先在江西宾馆六楼一间宽敞明亮的会议室里休息。这时,省委一位负责同志进来通知大家,等一会有中央首长要接见你们。
中央首长?这个词听了确实令人振奋!这位要接见他们的中央首长是谁呢?顿时,大家心里各自在猜想,都十分激动。他们不时还注目凝视着会议室的入口处,渴盼着这位“中央首长”的出现!
“首长来了!”
不知是谁喊出了声。大家一齐站起来热烈鼓掌。
“总理!是周总理!”
大家看清楚了,是敬爱的周总理!他容光焕发,精神抖擞,迈着稳健的步子,走在最前面。
1961年9月18日周恩来总理在江西宾馆接见共大总校师生代表传达毛泽东主席给共大写的《七.三〇指示信》精神。
总理频频向大家招手致意,在热烈的掌声中,他亲切地和大家一一握手。当时,师生们紧紧地握住总理温暖有力的大手,一股暖流顿时流向全身,浑身上下增添无穷的力量。这一天,无疑是共大历史上值得纪念的有意义的日子,也是被接见的师生代表终生难忘记的幸福时刻!
陪同周总理接见的还有罗瑞卿副总理,以及江西省委的负责同志杨尚奎、邵式平、方志纯、刘俊秀、彭梦庾。整个会议室充满欢声笑语,代表们沉浸在无比幸福的海洋里。
周总理神采奕奕,红光满面,等大家稍微平静下来后,挥着有力的大手,用洪亮的声音对大家说: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毛主席非常关怀共大,非常支持共大!这次在庐山还给你们写了一封信,肯定你们的事业,称赞表扬你们共大!”
原来,总理亲自来报喜,来向师生代表传达毛主席的声音!代表们禁不住热泪盈眶,大家齐声高呼: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敬爱的周总理在百忙之中,给共大师生员工带来毛主席、党中央的关怀和支持,大家一致表示感谢,心里充满着对美好未来的憧憬!
是啊,有毛主席、党中央的关怀和支持,共大师生员工有信心有决心克服天灾人祸,战胜艰难险阻,把共大坚持办下去,并且还要越办越好!
周总理和大家亲切交谈着,大家也向他汇报共大办学的艰苦历程,以及战胜困难所取得的成绩。聊着聊着,会议室里电钟不知不觉已指向十一点五十分。总理见到了吃中饭的时间,就盛情邀请师生代表上九楼餐厅和首长们一起共进午餐。
开始,大家有些紧张和拘束,总理看出了大家的心情,含笑一挥手:
“大家别站着,坐下!”
师生代表入席后,总理又亲切的要大家多吃菜,吃饱饭!还不断地把菜夹到每个人的碗里,就象他在自己家里招待珍贵的客人一样。看到总理这样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大家初时的紧张和拘束很快就消失了。
宴席上亲切交谈
在吃饭的过程中,总理详尽地询问了共大开展教育改革的情况。当谈到师生员工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建立农林牧场、工厂三结合基地时,总理称赞说:
“这样很好,是学校,又是农场、工厂;是学生,又是农民、工人。这种办法,马克思说过,毛主席也说过,而你们是真正的实践者。”
共大绝大多数分校都办在山区、农村,为山区、农村建设服务,为农民服务。当总理听到大家汇报这些共大的特点时,频频点头,对这种分散办学和多种形式办学的路子,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提高嗓门,打了一个有力的手势:
“你们共大分校办在山区、农村,这条路子是对的,是一个方向嘛!想工农群众所想,急工农群众所急,为农村服务,为农业服务,为农民服务,当然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欢迎,群众基础深厚呀!这样做的结果也便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学生与工农群众结合。不然,不是说空话了吗?”
总理的话通俗深刻,句句讲到师生代表的心里去了。大家越听越感到心情振奋,越听越感到总理和蔼可亲,越听越为自己是共大的一员而自豪。
吃完饭,总理走到桌边的沙发上休息,代表们又一起围拢到总理身边,继续开心与总理交流,聆听他的指示。总理情绪正高,有说不完的话,他继续与同学们交心:
“靠毛主席领导,我们打败了敌人,靠毛主席领导,我们又办起了共大。”他又打了一个有力的手势,“跟着毛主席就是胜利!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你们这个学校,是毛主席提倡的。目前虽然有些困难,只要高举毛主席教育思想红旗,就一定能够克服困难,共大就一定会越办越好!”
总理的谆谆教诲,一字字,一句句,如钢似铁,铿锵有力,把每个人的心拨得豁亮。从大家的言谈话语中,总理听出了王锦祥等同学说话的上海口音,知道是从上海来的知青,十分亲热地问他们生活习惯不习惯?学会劳动没有?还想不想家?毕业以后打算怎么办?大家争先恐后一一作了回答。总理听着点头微笑,表示高兴,感到满意,并连声说:
“好,好。”
接着,总理无限深情地望着大家说:
“青年人要有理想,有志气,社会主义建设要靠年青一代啊!”
他又号召大家:“一定要有‘五湖四海皆为家’的思想,做到‘好儿子志在四方’。”
他还认真严肃地征求大家的意见:“你们当一辈子江西老表好不好?”
大家异口同声响亮地回答:“好!一定听党的话,为建设江西老革命根据地贡献我们的青春。”
每个人都下定了决心,充满了信心。总理也微微含笑,频频点头。
赴京汇报
江西共大一晃走过了五个春秋的风雨历程,形象地说,它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江西共大成立不久,就遇上三年自然灾害,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共和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亲切关怀与大力扶下,广大共大师生战胜前进途中遇到的种种困难,总算挺过来了!周恩来深邃地目光,仍在聚焦着江西共大!不知不觉,与共大又有好长时间没有联系了!他牵挂着它,想了解它的最新动态,共大的教学、生产、科研现在搞得怎么样了?他太忙太忙,脱不开身,他要共大的领导进京来,向他汇报工作,关键是看有什么困难要中央解决的?
1963年10月,中共江西省委办公厅接到中央电话通知,周总理要江西共大派人去北京汇报办学情况。总理亲自要一所大学的领导进京汇报工作,十分罕见几乎没有先例。共大总校当然非常重视,专门召开了一次校党委会。研究赴京汇报工作的相关事项,最后会议决定派党委书记张宇晴,党委副书记、副校长黎超,教务处处长章仲瑜三人赴京汇报。
1961年9月17日上午周总理来到庐山共大分校视察
教务处长章仲瑜在《向周恩来总理汇报江西共大办学情况的回忆》一文中,这样写道:
“1963年10月初,中共江西省委办公厅接到中央电话通知,周恩来总理要共大派人去京汇报办学情况,这个消息传到共大,全校师生欢欣鼓舞,共大总校党委接到通知后,决定派党委书记张宇晴、副书记、副校长黎超和我(当时任教务处长)三人赴京汇报。为赶时间,我们乘车到上海后,转乘飞机抵京,中央办公厅派车到机场来接我们,并安排我们住在外交民巷中办招待所。公安部副部长,前江西共大总校党委书记汪东兴同志很快来招待所看望我们。他对我们说:‘前不久总理碰到我,问起江西共大怎么样了?我简略地向总理汇报了一下,并提到毛主席给共大写了一封信(即《七.三0指示》),总理非常关心共大,便叫通知江西,要你们来汇报。’ 共大创建后,即得到周总理亲切关怀,总理亲笔为共大题写了校牌。1962年庐山中央工作会议期间,视察了庐山共大分校,并到南昌接见了共大总校师生代表,经受三年自然灾害后,总理对共大极为关注,所以要共大派人直接向他汇报。
由于我们在校时接到通知就匆促起程,来不及准备好材料,途中有空便酝酿内容。到京后,我便着手起草书面报告,直接向周总理汇报共大的办学情况和请示解决学校当前存在的问题。“报告”写好后,经汪东兴同志审阅,修改了三次,定稿后由中央办公厅打印并呈送周总理。这个“报告”回顾了江西共大的创建和发展历史,初步总结了共大的办学经验,如实地反映经过三年自然灾害后共大的现状和当前存在的问题。报告呈送后,我们在招待所等待通知汇报。”
他们在等待通知汇报期间,正值中央召开城市工作会议。一天下午突然接到通知,要他们去参加这个会,并要他们介绍江西共大招收和安置城市知识青年的经验。他们到达会场时,总理正在听取各市代表汇报,各市代表汇报完毕后已很晚了,总理听完了汇报便拿出一张纸条,叫着江西共大他们三人的名字,并对他们说:
“今天下午本想你们谈谈江西共大,可是没有时间,改日再谈了。”
教务处长章仲瑜当时的心里感受是;“我是第一次见到周总理。敬爱的总理,精神焕发,目光炯炯,言谈敏锐,当我听到总理亲切地叫到我的名字的时候,内心非常激动,这个幸福时刻,终生难忘。”
总理日理万机,国事十分繁忙,他们三人在招待所等了几天,直到10月16日晚上才接到通知,周总理将于第二天上午在中南海亲自听取江西共大的汇报。当时他们三人就作了研究,考虑到给总理的报告所反映的情况是多概括性的,不很详细,为了让总理充分了解共大,他们准备了总理进一步提问所要回答的全部资料,并作了分工,属于全面性的问题,由张宇晴同志回答。属于生产方面的问题由黎超同志回答,教务处长章仲瑜负责做好总理的指示和谈话纪录。
17日上午,共大三位代表由中办来车把他们接进中南海紫光阁。他们到达后,谭震林副总理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财政部、农垦部、农业部、林业部、水电部、水产部、国务院农林水办公室等部门的负责同志都已先后陆续进入会议室。
上午十点钟左右,周总理健步来到会议室,他坐下来后,就问江西共大的同志来没有?
张宇晴回答:“都来了。”
于是,总理叫着他们的名字,一一询问,是哪里人?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参加革命的,今年多大岁数?
总理慈祥可亲,平易近人,使大家很快地消除了紧张的情绪,开始毫无拘束地回答总理的问话。总理曾在南昌接见共大总校师生代表时见过黎超,他记忆力非凡,一眼就认出了他:含笑冲着他说:
“你是‘超然’的超吧?山东乳山人罗!”
黎超文化不高,对“超然”这个词不甚了解,用口语回答总理:
“不是,是超过的超。”
总理听罢笑笑。
汇报会由总理亲自主持。会议开始,总理打开公文包,拿出《七三0指示》说:
“主席给江西共大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我拿到了,我给大家读一读。”
总理随及展开《七三0指示》,用铿锵有力的声音,一字一句地读。一边念,一边解释,深入阐述毛主席的教育思想,让大家正确理解《七三0指示》的精神。读完后,总理又向与会的同志讲述《七三0指示》的历史背景。他说:
“毛主席是1961年江西共大三周年校庆时写这封信的,主席为什么又把它压了一下,当时没有公开出去呢?主席考虑很慎重,怕搞出去又是一窝蜂,说是试办,下面又来个大办。食堂原先是试办,你也试办,他也试办,结果是大办。中国的事都是试办,数字就不得了。办文工团吧,一个县一个,二千二百多个县,一下子就二千多个文艺队伍。中国的许多事情有个量的问题,大家可要注意这个问题。”
总理还语重心长地说:“毛主席是我们伟大的领袖,为我们制定了路线、方针、政策,我们是执行者,但是,我们贯彻执行也是很不容易的呀!”
总理传达《七三0指示》以后,便把话题转到解决共大的问题上来。他拿出共大给他的报告,见报告上用红色铅笔划了一些杠杠,作了许多记号,说明总理在百忙之中,已事先仔细地看过了报告。
总理眉头稍皱一了下,问道:
“江西共大有个报告,我看了一下,原来学生有五万人,现在怎么只有四万多人了?”
张宇晴解释说:“原来实际上没有五万人,只有四万六千人,下面为了多领开办费(每个学生三十元)多报了一些。”
总理听罢,“啊”了一声说:
“原来你们是号称五万,实际上没有这么多。这不能怪下面,怪我们工作中官僚主义。有困难不解决,下面就多报。一定要实事求是,提倡说实话,有多大成绩说多大成绩,有多少问题说多少问题。”总理还说:“你们的报告写得不错,有点辩证法。但是缺点说的太少,只写十行。”
张宇晴赶快插言:“缺点是分散在问题中写的。”
总理笑道:“没有缺点是不可能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还在初级阶段嘛!介绍经验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缺点要集中说一说,说几个关键问题。”
解决问题
然后,总理按共大报告中所提出的问题,一个一个地加以讨论解决。共大当时汇报的主要内容:教育革命,办学问题,经费问题,三结合基地建设,实现生产自给问题,招生和毕业生安置问题,领导体制问题等等。
具体情况是:共大生产自给是贯彻执行“勤工俭学,半工半读”办学方针的必然要求,共大从创办起即向这个方向努力,发展生产,力争自给。但学校初创,白手起家,困难很多。对自给的要求不能过高。有的地方,由于三年自然灾害带来的暂时困难,便强求共大经费和粮食全部自给,甚至停发共大教职工的工资,停止供应共大师生的口粮,迫使一些分校不得不下马,以致解散了六十二所,使二万多名贫下中农子女被迫离开了自己的学校。但也有的分校挺着不下马,发不出工资,教职工只领伙食费,坚持办学。
周总理听到这里,很关心地说:
“共大教职员也是国家干部嘛,为什么不给工资呢?这不合理嘛!”
他们继续向总理汇报:
根据当前生产条件和生产水平,经费自给只能做到学生学习生活费和生产工人的工资自给,教职员工的工资,教学行政费以及必要的设备购置费和基建费等还是要由国家补贴。
周总理听到这里,非常体贴地说:
“共大还是初级阶段嘛!现在只能要求学生学习生活费和生产工人的工资自给。”
接着,总理问他们:
“经费要多少?”
黎超同志回答:
“教职员的工资一百五十万元,教学行政费一百万元,设备购置费和基建费五十万元。生产流动资金一百万元,一共需要四百万元”。
于是,总理马上征求财政部副部长申平同志的意见,他动情地对他说:“我很少向你们开口,共大你们要支持,他们提出这个数字怎么样?”
申平同志回答说:“总理指示我们照办。”
他们当时和申平同志商量了一下,他表示中央解决四百万元确有困难。黎超便提出中央解决二百万元,再从省里解决二百万元也行。
申平说:“省里经费也很紧张,解决二百万元恐怕也有困难,是不是中央解决三百万元,包括教职员的工资,教学行政费及基建和设备购置费,省里解决生产流动资金一百万元。1967年以前,每年四百万元,1967年以后减少一百万元,你们看行不行?”
他们当即表示完全同意。总理也含笑点了点头。
总理翻着毛主席的《七.三0指示》指出:
“不要国有一分钱,是指学生学习生活费自给,这里要加注解。”
在研究共大的招生与毕业分配问题时,张宇晴同志汇报共大的毕业生经过思想教育和劳动实践,政治觉悟高,热爱劳动,专业技能熟练,受到贫下中农的欢迎。总理点头称赞说:
“我们培养人才既要有政治觉悟、文化水平,又要有坚强的体质,德、智、体三肓兼备”
总理并就共大的学制作了指示:
“半工半读,年头太短不行,三年不够,应该长一点,教育部研究一下”总理还指出“大学生要全面一点,要有基础课。要掌握基本工具,不能只从一门课来看,中南海办的学校也有大学,我有一个服务员已读大学历史系三年级了。但他只学了大学历史,数学连分数还不会,怎么是大学水平呢?……提高理论,提高技术,也要点设备。”
总理还说:“外省要学习江西共大的经验,共大招生给外省一点名额,撒撒种子嘛。多招一些岚岚去,少招一些小李子(岚岚和小李子是当时上海的《年青一代》话剧中的两个角色)……共大总校大专毕业生每年四、五百人,可以由国家统一分配。”
在汇报到加强共大的领导问题时,总理说:“请江一真同志负责召集宣传部、教育部、农业部、林业部、水电部、水产部在一起议一下,搞个办法,写个决定。”
总理最后还叮嘱他们多住几天,和各单位座谈一下,看看《年青一代》,把决定搞好再回去。
汇报结束时已过十二点钟了。总理说:“今天留你们吃餐便饭。”
吃饭时,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在座,共大三人与总理同坐一桌,餐桌上没有酒,只摆着几盘粉肠、泡菜和小饼,还有一碗是最好的菜——大白菜肉丸汤。他们一边用膳,一边聆总理说话,当说到令人振奋的地方,大家都以极大的兴趣倾听着,几乎忘了吃饭。吃完饭已到下午两点,总理还要去会见外宾,共大代表和总理握手告别,遵照总理的指示,共大代表先后到中宣部,国务院农林水办公室进行了座谈,并参加了由农垦部召集有关部委负责同志出席的讨论《关于解决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一些问题的纪要》的会议,随后形成了正式文件下发。
原先考虑较难突破的难题,没想到在周总理的关怀与支持下,竟这么顺利地得到解决,共大的经费问题竟当场落实了。他们内心感到非常高兴。因为这个问题的解决,对于共大渡过难关,使学校得以巩固和发展,起了非常很重要的作用。之后不久,周恩来总理又亲自批准了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恢复和发展计划,从此共大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电影剧本
1965年春天的一个晚上,周总理、柯庆施、汪东兴等人一起在怀仁堂观看反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话剧《年青一代》。当台上的女主角岚岚谈到自己要“到老革命根据地去”“到共大井冈山分校去”这段台词的时候,总理马上把脸转向后排,风趣地对坐在那里的汪东兴说:
“听见没有?岚岚也要上共大了,欢迎不欢迎呀?”
“欢迎!欢迎!我们希望能有更多的象岚岚这样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人到共大来锻炼。”汪东兴愉快地表示。
总理接着又问:“学校里现在是岚岚多还是小李子(剧中的男主角)多呀?”
汪东兴回答说:“岚岚多,小李子少。”
总理关心地指示:“共大刚办不久,还处于初级阶段,多一些岚岚,有利于学校的巩固发展,也适当地招收一些小李子,通过共大的刻苦锻炼,有利于他们进一步成长提高。”
过了一会,总理又若有所思轻声自言自语:
“共大遍布江西全省,学生号称五万,各级党和政府支持,广大群众热烈欢迎,虽然才办学几年,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绩。这样一个重大题材,两句简单的台词怎么够呢?为什么不可以写一部剧本呀?”
坐在总理身边的柯庆施接过话题并自告奋勇地向总理表示:
“我们有万名上海知识青年在江西共大,通过几年来的学习和劳动,绝大多数表现良好,进步很快。我们有义务也有责任来宣传共大这个好典型,写作剧本的任务就交给我们吧!”
总理高兴地说:
“好!那就由你们上海来完成这个任务吧!”
汪东兴更是高兴得不得了,一再地感谢上海大力支持。
上海市委很重视这件事情,柯庆施回到上海很快找来了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著名演员兼编导黄宗英。黄宗英愉快接受了写共大剧本的任务,于3月中旬来到了江西共大总校和井冈山、庐山、大茅山、云山等分校,了解情况,体验生活,收集素材,年底就完成了电影剧本《一代新人》,并分别送往上海和江西的宣传文教部门审查定稿。
增设农村医疗系
1965年秋天,共大总校党委副书记、副校长黎超及总校计划财务处两位同志与省财政厅的同志一起,到北京去向财政部和农垦部汇报江西共大财务工作情况。
周恩来又特地把黎超找去,语重心长地说:
“现在医学院校毕业的学生到不了农村,一是工资高,农民养不起;二是学生毕业后不愿意到农村去,但是广大农村多数农民还是缺医少药,这个问题一定要想办法解决。”
总理指示:“你回去给省里领导汇报一下,在共大总校增设一个农村医疗系,先试招三百名学生。招生的办法可以采取推荐加考试,学生全部实行社来社去,那里来的回到那里去。农村医疗系开办两个专业,一个中医专业,一个西医专业,中医专业以中医为主,也学些西医,西医专业也要学习一些中医知识,学些单方,验方和针炙。招收初中毕业生,在校学习三年,毕业以后回到原推荐单位去。”
总理考虑得很细,想得很周到。黎超回到南昌以后,立即向校长刘俊秀和党委书记张宇晴详细汇报,并迅速地作了研究,拿出了方案。
11月23日,共大总校党委向省人委上报《关于成立农村医疗系的请示报告》,不久就有了批复。1966年2月开始在宜春地区招收农村医疗系新生三百名,他们在共大经过三年的学习后,都已全部回到农村从事医疗服务工作。
力挽狂澜
1966年8月6日,周总理在北京接见全国农业机械化现场会议代表时,又遇到了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共大总校校长刘俊秀。总理叮嘱他说:
“实现农业机械化,就要培养科学技术人才,共大是培养科学技术人才的学校,你们还设置了农机系,这很好,一定要好好办啊!”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某些受极左思想严重影响和别有用心的人,他们把攻击的矛头直接指向半工半读的江西共大,他们抓住一点而不及其余,把共大丑化得一塌糊涂,说得一无是处。胡说共大是贯彻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黑样板”“黑典型”,不是“红旗”是“灰旗”是“黑旗”,并叫嚷要“砸烂旧共大,创建新共大”等,形势非常严峻。
针对这种情况,1966年10月21日,1967年9月13日和12月23日,周总理多次明确表态,肯定共大的方向是对的,主流是好的,是毛主席提倡的学校,应该爱护她,不要否认她。
1967年12月,《毛主席论教育革命》一书出版发行,其中收录了毛主席于1961年7月30日给《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一封信》,即《七三0指示》。再次证明确实很好,毛主席党中央是肯定,赞成的。
1971年4月至7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共大总校、大茅山分校、高安分校共三位代表参加会议,周总理还特地要求共大总校革委会主任黎超列席政治局会议,讨论会议《纪要》,经过力争把毛主席《七三0指示》的精神写进了纪要。
第八章:朱委员长的共大情
朱德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波澜壮阔的一生。朱德同志参加革命七十年,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几个历史时期,经历过许多磨难和险境,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深受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爱戴和崇敬。毛泽东同志称赞朱德同志是“人民的光荣”。这是党对朱德同志的最高评价,这是人民对朱德同志的最高评价。
朱委员长对江西共大的成长、发展,也倾注了很大的心血。每当共大师生员工谈起朱德委员长热情关怀,积极支持共大事业的光辉事迹时,都一致交口称赞,如数家珍,笑语连连。从1958年8月共大创办到1966年2月的八年间,朱德委员长四次亲临共大总校和分校视察,深入教室听课,到生产基地察看,三次为共大题词。并开家庭会,动员自己的亲侄子到共大来读书,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体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贯彻落实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忠诚,体现了对共大事业的热情关怀和积极支持。
欣然题词
1959年7月下旬,也就是江西共大诞生刚好满一周年的时候,朱德委员长准备到庐山参加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会议前夕,决定先行抵达南昌视察工作,他对这座英雄的城市赋予了太深的感情!1927年8月1日,他与周恩来、谭平山、叶挺、刘伯承等中共人士和贺龙领导,打响了向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从此,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序幕。
7月27日,他在南昌视察期间,抽空兴致勃勃地参观了“江西省国营综合垦殖场和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成就展览”。
1966年2月7日,朱德委员长在共大总校视察时的题词
看着展览厅那些详实的图片资料,他心里非常高兴,感受很深。他对共大建校一年来所取得的成绩给予了肯定,略加思索,便欣然题词:
“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半工半读,又红又专的方针,发扬勤俭建国,勤俭办校,勤俭办垦殖场的精神,开发山区,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而奋斗!祝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建校一周年。”
8月庐山会议期间,朱德委员长见到了一份共大井冈山分校的油印的校刊,他不但兴致勃勃地看了校刊上的文章,而且还特地为校刊题写了“井冈熔炉”四个刚劲雄浑的大字。他老人家的这些举动,倾注了对共大的深情厚谊,凝聚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青年一代健康成长的热情关怀。
同时,他还对共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必须用毛主席亲自培肓的井冈山精神来教育青年学生,使他们在共大这座革命的大熔炉里百炼成钢,茁壮成才。
动员亲侄上共大
这次在庐山会议期间,朱德委员长看到了毛泽东1961年7月30日写给江西共大建校三周年记念的一封信,心情激动,受到很大启发!
1928年4月28日,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军和湘南农军与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在江西省宁冈县砻市胜利会师。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纪元,“朱毛”也永远“不分家”了。朱委员长非常敬重毛主席,当然毛主席也非常敬重他。他读到毛主席《七三0指示》的信,不仅仅是心里非常赞成主席的观点,还感到自己应该有所行动,来响应主席的号召,支持江西共大这一新生事物!想到这些,他竟急迫的从庐山挂长途电话回北京,接听电话的是他身边长大的侄子朱俊书。他向侄子详细地介绍了共大的情况,并恳切地说服侄儿朱俊书到江西来进共大读书。
1961年,朱德委员长送亲侄子朱俊书到共大总校读书,支持共大的事业 图为朱俊书与同学们在一起(右一)
朱俊书完全没有这个思想准备,他过惯了城里的生活,共大又是一所非常特殊的新型大学,不仅要读书还要劳动,而且多数分校都设在农村的“山头”上……猛然之间,自己要到这里来读书,一时也不知如何是好。朱委员长民主作风好,对在自己身边长大的亲侄子,也是只动员不带命令式。为了说服侄子,他从庐山开会回京后,还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专门讨论朱俊书到共大读书的问题。经过全家人的思想动员工作,朱俊书于1961年9月6日离开北京来到南昌,进了共大总校农业经济系财会班学习。
朱德委员长叮嘱侄儿,一定要艰苦朴素,向工人农民子弟学习,生活上不能有丝毫特殊,认真学习文化科学知识,带头参加劳动。
1962年春节前,朱德委员长要夫人康克清给朱俊书写信,信中告诉他:
“你刚到江西不久,春节就不要回北京了,留在学校与老师和同学一起欢度新年。”
1962年冬,朱德委员长去外地考察路过南昌时,又特地把朱俊书找去,严厉批评了他害怕艰苦的思想苗头,语重心长的告诫他说:
“共大是抗大式的学校,你能在这里学习是很幸福的。现在因为自然灾害,生活困难些,但比起革命战争年代要好多少倍。你应该学习和继承革命先烈的革命精神。”
几十年如1日,朱委员长始终严格要求自己的侄儿“工作上向高标准看齐,生活上向低标准看齐”。
1964年8月,朱俊书毕业前夕,朱委员长又要求他“坚决服从组织分配”,结果他被安排到了南昌发电厂当了一名普通工人。如今,朱俊书已经年老退休,朱委员长关怀重视共大的事例一直被传为佳话。他现在仍然保存珍藏着,1961年他进共大时伯父赠送的一套《毛泽东选集》。当时,朱委员长鼓励他要认真读毛主席的书,在共大熔炉里锻炼成长,他真正做到了。
视察共大总校
朱委员长能够动员自己的亲侄上共大,可见他对共大的感情多深!他将共大简直是看成了革命战争年代的根据地,开始常到这片热土上来看看,就象回娘家一样。无论是南昌市郊的共大总校,还是德兴县的大茅山分校,或者是永修县的云山分校,都留下了他光辉的足迹。
1962年3月6日,朱委员长第一次亲临共大总校视察,到学校后,他没有马上进会议室听取学校领导的汇报,而是首先去生产基地参观了桃园、梨园和相联的橘子园。然后又来到教学大楼,并走进教室与同学们一起听了课。接着,他就参观校史陈列室。丰富的图片资料和大量的标本实物,重现了共大创业的艰辛以及在教学生产科研方面所取得的丰硕成果。朱委员长边走边问,看得很认真,问得很详细,一路上都在称赞共大办得好。
1966年2月7日,朱德委员长在共大总校视察
他在学校转了一大圈,最后进入办公楼二楼小会议室,见到了很早就认识熟悉的林仲副校长。朱委员长见到林仲,热情地迎上前去,紧紧地握着他的手,并让他坐到自己的身旁。开始详细地询问他离京以后的工作、生活和健康状况,在这里过得习不习惯?是不是适应这里的环境等,让他非常感动,倍感亲切。
林仲原来在北京中国科学院工作。1958年春夏之间,江西在庐山召开全省科学技术代表大会,来函邀请科学院派五人组成的代表团前往参加,他亦为代表之一。抵达庐山,他见到会议的主持者、江西省省长邵式平同志。邵式平与他谈起江西正在筹备成立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并告诉他汪东兴同志目前正在负责筹备工作。邵式平将他介绍给汪东兴,汪东兴向他详细谈了筹备工作的情况。邵式平与林仲原来在延安期间,都先后担任了陕北公学教务长,俩人有较深的故交。邵、汪详细向他介绍共大的筹备情况,目的只有一个,是想将他动员到共大来工作!邵式平一直在劝他南下,担任江西共大总校的副校长。由于当时林仲才开始担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科学情报研究室的领导工作,目前不便就请立来,答应在科学院再搞一年后赴江西。
林仲回到北京,将这个情况向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潘梓年商研后,他也不太同意他目前就离开北京。谁知他在科学院搞了一年后,组织又任命他参加成立太平洋问题研究所的筹备工作,并告知筹备工作结束后,他就继续在太平洋问题研究所工作。
“研究”太平洋问题与“研究”共大,当然是完全不同性质的两码事。看来他与共大的无缘了。没想到邵式平穷追不放,还保持着战争年代那种不达到目的誓不罢休的革命精神,一再提出要他到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工作,并接连发了三封电报给北京:一份给中国科学院党组;一份给中央组织部;一份发给他本人。这时,林仲虽然参加了太平洋问题研究所的筹备工作,但暂已告一段落。中央组织部接到邵式平同志的电报后,同意林仲到江西共大工作。就这样,1959年夏天,他阔别居住约十年之久的北京,到江西共大总校报到了!
林副校长毫无拘谨地,将自己到共大来的工作、生活情况向朱委员长作了详细的汇报。朱委员长有时高兴地点头表示赞同,有时开怀大笑表示祝贺。同时,还勉励同学们:一定要把共大这所新型学校办好。要听毛主席的话,要下苦功夫,把科学堡垒攻下来。把自己培养成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又红又专的人材。
视察大茅山分校
大茅山为江西省级风景名胜区,地处三清山、龙虎山、景德镇围合的地理中心位置。江西共大大茅山分校就建立在这座山上。这个分校当时有一千五百多名师生员工,分设了林、农两个系,林化、林业、农业等三个专业,并附设了林、农二个二年制专科,有系统有计划地在进行政治理论、文化基础和专业知识的教育。
1962年春天,大茅山山麓经过风霜雨雪洗刷,松柏显得更加青翠,满山遍野,鸟语花香,好一派春光明媚的景象。
3月12日下午二时许,山间的公路上,开来了七八辆小汽车,当时大茅山一下开来这么多小汽车,是非常罕见的!不过,这里的师生已经接到了上级通知,今天有一位中央领导要来,是哪位中央首长呢?谁也不清楚。但广大师生一个个心情已是非常激动,他们早早就列队在校门口迎接!
车队缓缓开过来了。停在学校门口的公路一旁。这时,从车内走出一位身材魁梧精神焕发的老首长,有同学很快认出了他!那是敬爱的朱德委员长!是啊,敬爱的朱委员长到我们共大视察来了!大家高兴得心都快要跳出来了!一齐热烈鼓掌,高呼口号: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朱委员长在省、地、县,垦殖场和学校领导的陪同下,迈着健步,满面笑容,透着慈祥,向师生员工频频招手,亲切致意。
1962年,朱德委员长分别到共大总校、大茅山分校、云山分校视察 图为在云山分校参观杨梅酒厂
他来到学校顾不上休息,就一边走一边向陪同参观的同志询问共大办校情况,像拉家常一样,从学校到山林、田地面积,到党团员、干部、师生员工的状况,一直谈到学校的发展远景。他对于共大取得的巨大成绩,给予了高度的赞扬。不时,传来他一阵阵爽朗的笑声,在师生员工的心中久久地回荡。
朱委员长兴致勃勃,走到一排竹筋泥壁的教室跟前停住了脚步。这时,一个班正在上课,党委书记走上前去对委员长说,这些都是当地农民子女,入校前多数是文盲或半文盲。委员长听后,满意地对周围的同志说:
“好得很,过去的放牛娃,如今成了大学生了。”
说罢,他高兴地走进教室。见后排双人桌有个空位,便坐了下来。德高望重的朱委员长来了,师生们都不约而同的站起来,委员长向大家含笑示意。紧接着,他微笑着对同桌的女生笪水容说:
“我也来当学生了。”
小笪握着委员长温暖的大手,激动的半天讲不出一句话,好久好久,她才深情地对委员长说:
“感谢毛主席的恩情,欢迎您老人家到我校视察。”
片刻,任教老师开始讲课。委员长真象一位共大的学生,端端正正坐在位子上,全神贯注的听老师讲解了三十分钟之久,一直到下课……
1962年3月12日,朱德委员长在共大视察时,走进教室与学生一起听课
然后,委员长从位子上站起来,迈着稳健的步履走上讲坛,授课老师见是老人家来了,更是三步并作两步迎上去亲切握手。委员长高兴的向大家点点头,亲切的勉励同学们说:
“你们这个班劳动生产好,在学习上要争取更好。”
委员长听课之后,又来到了校办的林产工艺厂,看了同学们生产的产品,连声赞赏鼓励:
“大家坚持半工半读,勤工俭学,把共大办得更好。”
从林产工艺厂出来,委员长接着参观林业生产基地,当他看到经过精心培育管理的毛竹林时,更是来了精神,不由甩下拐杖,兴致勃勃走进林子里,亲自用两手叉了一下毛竹胸围,十分满意地对陪同前来的同志说:
“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真是一所革命的大熔炉,不仅出产品,而且出人才。这样的学校确实好得很!”
视察云山分校
共大云山分校,设在离南昌七十五公里外的云山山腰,这里风景秀丽,空气清新。1962年3月18日上午九时五十分,几辆小轿车这里缓缓驶来,在离校还有五十多米远的转弯处,第一辆小轿车停住了。随即一位身材魁梧的老人从车内走了下来,他含笑环顾一下四周,就向学校走去。
“啊?是朱委员长!”不知是谁最先叫出了声。
与此同时,热烈的掌声响成一片,在山谷飘荡。敬爱的委员长身穿一套褪色的蓝色制服,脚穿一双黑色布鞋,柱着一根拐杖,精神矍铄……
委员长快步迎上前与校领导一一握手,紧接着就立即向师生走来。在校领导陪同下,他沿着校园中心大道行走着,含笑向列队在路旁欢迎的师生员工们频频点头,挥手致意。他一边看着周围优美的环境,一边询问劳动建校和学生学习、生活的情况。当走近那栋建成不久的教学大楼时,委员长含笑问:
“这楼房也是你们自己盖的吗?”
校领导告诉委员长,这楼房从设计到施工,以及所用的七十多万块砖头,都是师生们自己动手干的。委员长听后非常满意,连声称赞:
“好,好!”
他老人家随即迈步登上台阶,要到那栋看上去有些气派的大楼去瞧瞧。这栋大楼建在山坡上,地势较高,坡度较陡,仅楼外的台阶就有二十多级!随行医务人员考虑委员长已是七十六岁高龄,一路风尘仆仆赶来,又急着要上一个这么高的坡,担心他身体吃不消,就上前去劝阻了他。委员长为人慈祥,对随行的医务人员是非常尊重的。他很想上去看看,假如没有人劝阻他,他就顾不得这么多了。这个坡再陡再长,他也会坚持上去的!随行医务人员的劝阻,使他猛然醒悟过来。是啊,现在人老啦,岁月不饶人呵!想当年他挑粮上井冈山与毛主席会师,这点坡度算什么?他挑担粮飞快都能爬上去!想到这些,他站立在已经踏上的第二级台阶上,深情地久久地看着大楼,好一阵他才转过身……离开大楼几十步后,他竟还停下来,回顾着大楼全貌,点头、赞许、张望着……
一路上,校领导与委员长汇报工作,当他听说学校就地取材,办了一些小型工业时,兴致勃勃地说:
“走,到你们的酒厂去看看!”
在酒厂,负责人向委员长汇报说,酿酒的原料都是师生们在山上采集的野生植物的果实,如橡子、杨梅等。这些野生的果实,过去在山上自生自灭,白白浪费掉了。现在利用它们来酿酒,就为国家节省了粮食。委员长听了十分高兴,亲手从场地上抓了一把橡仁,细细地察看着,并询问它含有多少淀粉,出酒率达到多少?怎么除去不宜食用的单宁。他看得仔细,问得详尽,酒厂的同志一一作了汇报。在酿造车间,酒厂的同志指着几口大缸向委员长汇报说:
“几口大缸,加几个外行,土法上马,边学边干,终于酿造出了几十吨品质优良的白兰地酒和杨梅酒。”
委员长听后鼓励说:“因陋就简,办得好。好好利用野生植物,发展生产,减轻国家负担。”
在粉碎车间门前,由于车间的门比较矮,里面的粉雾比较大,陪同人员请委员长留步,但他丝毫不顾及这些,挺身进入车间,站在磨橡粉的土设备前一一细看。
参观完毕,委员长跟学校领导及欢送的同志一一握手告别后,才准备迈步登车。可刚想俯身进车时,突然又转回身来,似乎想起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办完。原来,他老人家发现自己还没有跟刚才向他汇报情况的酒厂那位同志告辞。于是,他又特地走回几步,伸出温暖的大手,亲切地和这位同志握别……
总校重逢
1966年2月7日,朱委员长第二次视察江西共大总校,这天天气晴朗,校园内一片欢腾。师生们很早就吃完早饭,从四面八方涌向校门口至办公楼这条平坦宽阔的大路两旁,排成整齐的队伍,夹道欢迎我们敬爱的朱委员长。
“啊!来了,是朱委员长来了!”
顿时,掌声、欢呼声,响彻去霄,震撼梅岭山麓。
委员长望着这欢乐的人群,看到生气勃勃的共大师生,心里格外高兴。
委员长这时已是八十高龄,看上去身体还非常健康。他挥动那刚健有力的大手,向同志们频频致意。
1962年3月6日,朱德委员长在共大总校视察时,参观学校的展览室.
在省委负责人方志纯、刘俊秀、黄知真等人陪同下,委员长快步跨入学校办公大楼,来到会议室,同师生们热情地一一握手,不断地点头微笑。
他指着镶挂在玻璃框里的《毛主席给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一封信》,满怀深情地大声说道;
“这是毛主席为我们子子孙孙指引的道路啊!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把这所社会主义的新型大学办得更好。你们办好了,全国都来学,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在全国开花结果。”
委员长望着这些欢迎他的师生,还意味深长的回忆说:
“我这是第二次来你们共大总校了。第一次是在1962年,当时不但到了这里,还去了大茅山和云山两所分校。我感觉到了共大就好像回到了当年南泥湾。在这里,真正体现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了。要进大学就是要进共大这样的大学。我的侄子朱俊书来江西上共大,已经从这里毕业了,我们都很感谢共大的领导和老师、干部、职工。”
接着,他老人家开始聚精会神地听取共大总校党委书记张宇晴的汇报,他还不时地进行询问,或者进行具体指示。他指出:
“你们现在才一百多所分校,五万多名学生,还要发展。将来学生可以实行社来社去,场来场去,城来城去。好处是你们有条件,山区丘陵有很多可以开垦的荒地。办一所分校就建设一个新农村,既是发展教育,又是搞经济建设,逐步地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就缩小了。”
这时,负责接待的同志把师生自己种植的温州蜜橘端上了桌,请委员长品尝共大师生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成果。他老人家看着这又红又大的橘子,十分高兴,拿了一个在手上惦了惦,又看了看,爽朗地微笑着鼓励他们说:
“这就是既出产品,又出人才,你们创造了很多经验,为社会主义教育闯出了一条道路。”
此时,在共大总校体验生活,拍摄电影的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和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的演员黄宗英、赵丹、孙道临、张伐、韩非等人也跑上三楼来了,他们说也要来看看委员长。由于会议室太小,已经无法再容人进去,他们只在站在窗外的走道上……
委员长正兴致勃勃在向师生们讲话:
“到共大一看,就会发现这里的城乡差别变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了,生产发展了,你们分校办到那里,那里的山头、土地面貌就改变了,生活水平就改善了。这种办学模式我举双手赞成!你们的功劳不在于培肓养多少学生,不在于创造了多少财富,这当然是重要的,但更主要的是,你们为社会主义教育闯出了一条道路。”
从会议室出来,委员长接着参观了教学、生产、科研三结合基地。最后,又参观了校史展览馆。这些,他上次已经看过,但他还仍然兴致勃勃。看完这一切,朱委员长欣然挥笔为共大题词:
“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是理论与实践、脑力与体力、生产与教育相结合的新型学校。八年来,你们在发展这种社会主义教育制度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并起了带头作用。”
委员长的题词,是对共大所取得的成绩的科学总结和高度概括。激励着全校师生员工再接再厉,继续前进!
他老人家结束视察,临近分别的时候,紧握着张宇晴的手说:
“要把这种新型学校长期坚持下去,一直维持到共产主义,你们学校的名称就叫做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嘛!”
委员长离开学校之后,上海天马和海燕电影制片厂的电影演员们座谈讨论了委员长讲话与题词,觉得电影剧本《一代新人》尚未抓住共大的本质和根本,人才固然重要,但是更主要的是摸索出了一条教育革命的新路。经请示汇报,决定放弃原稿,重新创作,最后写成了《闯出一条路》的电影剧本,正准备开机拍摄,文化革命来了,因此而夭折。
委员长回到北京,在中南海春藕斋遇到了共大总校首任党委书记汪东兴,委员长兴奋地告诉他说:
“我又去你们共大参观了,这个学校办得好,让我开阔了眼界,学到了不少东西,在中国广大农村都应该像江西这样办一些半工半读的学校,我们的社会主义就大有希望了。”
第九章:兴旺发展的时期
经过1963年共大第九次校长工作会议之后,江西共大进入到一个新的飞跃时期,教育空前持续稳定地大发展,学校各方面工作取得很大成绩,进一步显示了半工半读教育制度的优越性。
1963年10月至1966年10月,是江西共大兴旺、发展的时期。
机构调整充实
江西共大在这一新的发展时期,为了加强共大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分校的领导管理工作,经省委、省人委批准,在1964年前后对共大党的组织机构和行政机构也作了适当调整和充实。
这一时期,1964年至1966年间省委对学校的领导班子作了调整。共大副校长、党委副书记屈绍建调离学校到省农垦厅任副厅长;党委常委、副校长林仲调离学校到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工作;党委常委,原党办主任于普调离学校到省属红星垦殖场任党委副书记。为了充实学校的领导力量,1964年12月,省委决定调省科学院副院长周韦志任共大总校党委常委、副校长,主管共大总校的教学工作。1966年上半年又分别调省属八一垦殖场场长黄建涵任共大总校党委常委、副校长,调原宜春县委书记史宇谦任共大总校党委常委、副校长。
1963年3月,经省总工会批准,成立共大总校教育工会。
1963年12月,共大总校党委决定并经省委宣传部批准创办《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报,隶属于政治宣传科。
1964年3月,经省委批准,成立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委员会监察委员会,黎超任监委书记。
1964年4月,撤销党委办公室,成立政治部,政治部下设组织科、宣传科、青年科、保卫科。毛文友兼任政治部主任,马迅、张凤鸣任副主任。
为了加强对共大分校的领导和管理,共大总校1963年7月成立调查研究室,1964年2月改名为“分校工作处”,6月又改名为“校务办公室”,专门负责共大分校事务的调查研究和日常管理工作。
党委扩大会
1964年4月,共大总校党委召开全体委员(扩大)会议,就进一步改进领导作风,实现机关工作革命化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讨论。省委副秘书长、校党委书记张宇晴到会并作了重要讲话。
会议认为:学校经过1963年的总结工作,在思想政治工作,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原则,改进领导作风等方面,总的来说是比较好的,生产、教学也取得很大成绩。但是我们不能安于现状,固步自封,骄傲自满。应当承认,同人民解放军、同先进单位比起来,我们还有许多地方不如人家。这就需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人民解放军,学习先进单位的经验,开展大比、大学、大赶、大帮运动,大搞革命化,推动全校生产、教学等各方面的工作。
会议还认为从中央、省委对学校的要求来看,任务是很重的。中央要求共大在1967年以前争取实现粮、钱完全自给,在教学质量上,基础理论知识要求不低于全日制水平,专业知识要求超过全日制水平,一定要把学校搞好,真正成为一面红旗。我们花国家的钱越少,我们的旗帜就举得越高,不花国家的钱,我们就更光荣。
这次会议认为,实现学校工作的革命化,总的要求是:通过大搞革命化,进一步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办校方针,发扬党的办学传统,树立新校风、新学风、新作风,努力把生产、教学搞好,把学校办得好上加好。
会议提出要实现学校工作的革命化,就要抓住一个中心,建立三个制度,树立四个作风。
一个中心:实现领导机关的革命化。
三个制度: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制。政治工作制度。学习制度。
四个作风:深入基层的作风;雷厉风行的作风;严肃认真的作风;大公无私以身作则的作风。
1965年4月,共大总校校长办公室还专门汇编了一本《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规章制度汇编》、《机关工作革命化条例》和《关于机关干部参加体力劳动具体问题的规定》,并下发各单位贯彻执行。此后共大总校的各项工作搞得生气勃勃,机关面貌焕然一新,学校呈现一派兴旺发达的景象。
处理好四大关系
江西共大在兴旺发展时期,一度将处理好四大关系,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当时省委书记兼校长的刘俊秀,在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办校的基本总结中,深刻阐述了这四大关系:
一、处理好固定性基地与临时性生产的关系。
共大在朝前发展的进程中,应该辩证的解决前进途中遇到的问题。处理好固定性基地与临时性生产的关系,是促使共大兴旺发展的手段之一。
共大创办的时候,面对一片深山密林和红壤荒地,既无校舍,又缺乏经费、设备。在这种情况下,要使学校站住脚,就必须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勤俭创业。开学第一课,师生就拿起锄头、斧头,开荒地,搭茅棚,全力进行劳动建校。
在办校初期,为了吃上饭,住上房子,站住脚,主要是搞一些收益多,收效快的临时性的突击生产。但是这种生产收入不稳定,不容易与教学相结合。为使生产逐步稳定,生产与教学能够密切结合,学校必须自己办农场、林场,建立固定的生产基地。这个问题解决得好坏,直接影响到学校的存在和发展。有的学校,在建校的时候,由于忽视了生产基地的建立,长期不能实现生产自给,最后不得不被迫搬家,甚至停办。因此,在建校的时候,必须同时考虑生产基地的建设,只有解决了生产基地,加强基础建设,才能把固定性的基地生产与临时性生产结合起来;把当年有收益的生产与多年有收益的生产,密切结合起来,以短养长,以长补短,逐年建立起稳固的经济基础。
我们解决生产基地的主要办法,是依靠师生自己动手开荒、围垦、造林、育林,力求避免与民争地争利。在山多田少、资源丰富的山区,划出部分国营森林归学校经营;在田多人少的地区,也征购了部分群众无力经营的土地。生产基地数量多少,应当与学校规模大小相适应。基地少了,不容易做到自给;基地过多,生产任务过重,必然会挤掉教学时间,不能完成教学任务。因此,学校的规模大小,基地多少,必须因地制宜,合理确定。
二、处理好发展粮食生产与发展多种经营的关系。
有些学校在安排生产时,往往把粮食自给与经费自给对立起来。办校初期,许多学校抓住多种经营,增加经济收入,但是忽视了粮食生产,依靠吃商品粮。在粮食情况紧张的时候,给学校的巩固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后来虽然重视了粮食生产,粮食产量逐步增加,但是有的地方多种经营又有所放松,减少了经济收入,影响了经费自给。
要正确解决这个问题,既要无例外地贯彻以粮为纲、多种经营、全面发展生产的方针,又要根据不同地区,因地制宜,区别对待,各有侧重。平原滨湖地区的学校,一般是着重发展粮食生产,同时发展经济作物和副业生产;丘陵地区的学校,在发展粮食生产的同时,大力发展畜牧业和营造经济林;山区的学校,在不放松粮食生产的前提下,着重发展林业生产,林业生产又要把发展经济林与发展用材林结合起来,并且注意发展山区副业,凡是生产搞得好的学校,都是根据当地具体情况,正确贯彻上述生产方针,从而使学校生产逐步增加,收入逐步稳定,逐步达到粮食、经费自给。
三、处理好一般劳动与专业劳动的关系。
学校生产必须以学生劳动为主,通过学生自己劳动来实现生产自给,加强劳动锻炼,学习生产实践知识。但是学生是半工(农)半读的,不能常年参加生产劳动,同时学生的生产劳动还需要有一个锻炼过程,需要有技术指导。因此,学校都配备了具有一定生产经验和农业技术的工作工人(一般是五个学生,一个工人)负责常年的生产管理,指导学生的生产劳动,在安排劳动的时候,注意把一般劳动与专业劳动结合起来,既保证搞好生产,又搞好教学。
学校一般性的生产劳动,各专业的学生都必须参加,学习多方面的生产知识,同时必须组织学生参加一定的专业劳动,让学生更熟练地掌握专业的生产技能,丰富专业生产实践知识,并且结合专业劳动开展现场教学和科学研究,提高专业理论水平。在劳动安排的顺序上,大体上从低年级到高年级,一般性劳动由多到少,专业劳动由少到多。
四、处理好奋斗目标与当前要求的关系。
办校初期,对自给范围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有的地方曾经发生不从实际出发,不问具体条件,过早过高地要求学校粮钱自给,致使学校全力去搞生产,挤掉了教学时间,影响学校的巩固。鉴于这种情况,后来我们才明确规定范围,要求学校粮食方面,做到学生、生产工人及其家属自给,在经费方面,做到学生生活费及工人工资自给,干部教职员工资和教学行政经费及必要的基建经费由国家给予必要的补助,在学校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实现粮钱全部自给。
在粮食和经费自给的要求上,也应当根据不同条件的学校规定不同要求。有的地区可以要求粮钱全部自给,有的则粮食自给有余而经费不能全部自给,有的则经费可以自给有余而粮食不能全部自给。因此,对生产自给的要求,必须因地制宜,区别对待,分别核算,全校平衡。这才有利于搞好生产,保证教学。
江西共大后来在处理这四大关系上下了较大工夫,使教学与生产能够稳步推进,最终进入到了兴旺发展的时期。
总校生产自给
处理好四大关系,其中抓好生产基地的建设,是一个时期摆在共大师生面前重中之重的任务。换句话说,建立生产基地,发展生产,逐步实现生产自给或自给有余,是共大办学的显著特点,也是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重要措施之一。
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共大总校和各分校广大师生在垦殖场和当地群众的支持下,一边劳动建校,一边学习,一边加强生产基地建设,自己动手创建学校。到1964年初,已建农场三十五个,有耕地面积三千余公顷,林场三十一个,山林面积达三万公顷,各种小型农副产品加工厂四十六个,建筑各种房屋三十余万平方米。
全校师生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办校思想指导下,坚持以粮为纲,多种经营,全面发展的生产方针,在实现粮食自给和经费自给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据1963年底总校和四十六所分校统计,生产总值达三千六百七十三万多元,粮食总产量达一千四百万余公斤。1963年在遭受比较严重秋旱的情况下,全校粮食总产量达四百二十多万公斤,总收入达六百一十五万多元。到1963年底已经做到粮食、经费全部自给或自给有余的有十所分校,达到粮食自给的有总校和六所分校,达到经费自给的有十八所分校。
1964年,在发展生产,争取自给方面,又获得丰硕的成果。按全校平均计算,粮食已基本自给,经费已自给有余。1964年全校粮食生产大幅度增长,粮食总产量由1963年的四百二十万余公斤,增加到六百一十万余公斤,自给程度也由1963年的百分之七十九点五,提高到百分之九十四点一。经费自给方面,出现了一个崭新局面。1964年全校生产经营及开支学生生活费后盈余五十点零四万元,较1963年扭亏增盈达一百二十点三万元,这是一个极为可喜的跃进。
据统计,1964年在全校四十七个单位中,做到粮食、经费全部自给或自给有余的有十四个,做到粮食、经费基本自给的有九个,做到经费基本自给,粮食部分自给的有十八个,做到粮食、经费部分自给有六个。
1964年,共大总校的粮食总达二百二十八万余公斤,超计划三十万余公斤,比1963年实际增长百分之七十点八九。全校油料产量:油菜籽三万六千余公斤,芝麻七千五百公斤,花生九千五百余公斤,油茶籽五千余公斤,折合食油二千余公斤。1964年是共大总校创办以来粮食产量较好的一年,粮食不仅做到了自给有余,而且上交国家商品粮十五余万公斤,食油、蔬菜、肉类也基本达到自给。
分校捷报频传
共大大茅山分校虽然耕地少,但他们一方面开垦荒地,扩大耕地面积;另一方面,改造冷浆田,单位面积产量从每公顷一千五百多公斤提高到三千七百多公斤。
几年来,他们造林和改造次生林一千多公顷,并结合开展多种经营,六年来生产总值达二百二十五万余元,每年都做到了经费自给有余。
黄岗山分校,1962年全校师生用锄头开荒一百二十多公顷,1963年粮食产量达到二十七万多公斤,六年来为国家创造财富一百八十四万余元,现有固定资产总值已超出国家投资总值五十六万元,生产了粮食八十二万多公斤,做到了粮、钱完全自给。
云山分校开办野生果实酒厂
东固山分校六年来为国家创造财富六十一万元,现在学校的固定资产已超国家历史年投资的一倍以上,经费、粮食自给有余,并卖给国家余粮八万公斤,抚肓造林面积一千五百公顷。
波阳分校,五年来,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开垦并改良了十六公顷农田,抚育了七百多公顷山林,发展了副业生产,实现了粮、钱、油、肉、菜五自给。
新干分校1960年至1963年生产粮食七十五万多公斤,除自给外,还向国家交售余粮十二万多公斤,繁育了五十多万公斤水稻良种,1963年全县大部分公社都是用他们繁育的良种,普遍获得增产。
还有云山、武夷山、西山、南城等许多分校在争取粮食、经费自给方面,做了许多艰苦的工作,收到了显著的成效。
1965年,共大总校和各分校的生产自给水平又有较大提高,据这一年统计,共大总校生产的粮食达到二百五十多万公斤,分校中四十六所老校生产粮食达到八百四十多万公斤,经费总收入一千七百多万元,全校平均计算,经费做到自给,粮食自给有余。
《十年发展规划》
根据毛泽东教育思想和刘少奇关于实行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的指示,针对江西省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及共大现有的条件和可能,共大总校在省委、省人委的领导下,1965年3月制订了共产主义劳动大学《1965——1975年十年发展规划》。
这个规划是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订的。当时江西省有人民公社二千九多个,生产大队三万个,生产队二十四万个。如按每个公社配备农、林、牧技术人员各一人,全省约要九千多人;如每个大队配备农业技术人员一至二人,全省约需三万至六万人;如每个生产队配一个农林技术人员,需要量就更大了。为此,在制订这个规划时,考虑到江西农村的农业产生的实际,在坚持面向农村,面向基层的方针的前提下,以大量培养农林基层干部和基层需要的农、林、牧技术人员为主,进一步促进全省农业技术的发展,为实现农业现代化培养更多的人才。
这个规划总的要求是:从1966年至1975年计划发展新校五十七所,学生三万二千人, 根据发展一批,巩固一批的原则,分两个五年计划实施。
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将发展省、专分校六所,学生二千七百人,县属分校二十六所,学生七千八百人,老校充实二千人,加上原有的基数,在校学生可达三万人。
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按一县一校的原则,再发展县属分校二十五所,学生八千人,原有的省、专属分校二十九所,每所增招一百五十人,计四千三百五十人,原有的县属分校五十五所,每所增招一百人,计五千五百人,加上总校二千五百人,在校学生可达五万零三百五十人。
按这个发展规划,十年后即1975年,全省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将共有一百一十所,学生五万余人。其中总校一所,学生二百五十人,省、专属分校二十九所,学生一万七千四百人,县属分校八十所,学生三千零四百五十人。
按照这个发展规划,到1975年止,全省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可为国家输送大专程度的毕业生四千余人,中专程度的毕业生三万余人,初技程度的毕业生八万余人。
这个发展规划,经省委、省人委批准,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虽然受到不同程度的干扰和破坏,但共大还是在各级党组织的重视和关心下,在广大工农群众的积极支持下,仍然在曲折斗争中不断前进,基本上实现了这个规划所制订的发展目标。在十年“文革”中,共大最多时发展到一百二十七所,学生达到了五万三千多人。
第十章:“社来社去”的办学方向
江西共大除 “半工半读”明显的标志外,“社来社去”的办学方向也是其显著的亮点。
以“社来社去”为主的这种多渠道的分配形式与待遇,充分体现了该校符合实际、贴近农村、贴近农民的特点,大多数共大毕业生在工作岗位上表现良好,他们不仅能同社员和职工一起劳动,一起生活,团结互助,搞好生产,而且能和群众一起开展科学种田,开展文化科学活动,有力地推动了农村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文化革命和技术革命的一支有生力量。
招生简章
1958年共大创办时招生简章上规定:“学生毕业后,发给文凭,统一分配或自行就业”。这里规定的“统一分配”与当时全日制高、中等专业学校列入国家计划内的“统一招生,统一分配”的含义不同,指的是学生毕业后,由当地政府部门统一安排到垦殖场、农场、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生产队,参加一年以上的生产劳动,然后根据其政治表现和劳动好坏正式安排工作。可以安排到垦殖场、农场和人民公社直接从事生产劳动,也可以根据需要,将一部分毕业生安排到基层农、林、水等企事业单位、垦殖场、农场和人民公社作技术人员和基层干部。
毕业生的工资待遇,不作统一规定,按所在的不同岗位,具体评定。凡分配在农林水企事业单位和垦殖场、农场工作的,按所在工作具体评定;凡分配在垦殖场参加劳动的,按同等技术工人和农业工人待遇;凡分配在人民公社担任工作的,同基层干部一样,实行定工生产,定额补助;凡安排在公社生产队直接参加生产劳动的,其劳动报酬同普通社员一样,实行评工记分,按劳取酬。
第一个招生简章虽然没有十分明确提出“社来社去”的概念,但对学生毕业后不包分配,不吃皇粮,绝大多数要回到农村做一个有文化、有科技知识的新型劳动者和不脱产的农民技术员或基层干部的去向,是十分清楚的。
首批毕业生
从1962年开始,首批进校的学生陆续毕业,至1963年10月,按上述原则“统一分配”的毕业生有一万三千多名。
其中,县办分校培养的初技水平的毕业生五千四百余名,他们多数来自本县农村,又回到农村从事生产劳动。少数作了基层干部。省、专分校培养的相当中专水平的毕业生七千一百多人,大部分分配在垦殖场、农场当技术工人,少部分当了基层生产单位的技术员和管理工作人员。共大创办时,分校大多是依托省、专属垦殖场办起来的,为省、专属分校。县属分校是1959年以后才陆续发展起来的。因此办校初期,省、专属分校的学生多数于县属分校,以后随着各县都办起了共大分校,县属分校的学生才大大超过省、专属分校的学生数。
共大总校培养的近八百名大、中专水平的毕业生,一部分分配在农、林、水基层企事业单位作技术干部,一部分分配共大各分校任教师,少部分当了技术工人。这些毕业生由于半工半读的学习和劳动锻炼,一般表现政治觉悟高,专业技术熟练,身体强壮,有热爱劳动,刻苦实干,联系群众的作风,受到群众好评。
统招统分
1964年省委、省人委在《关于共大招收新生和毕业生分配问题的通知》中进一步明确规定:
“县属分校初技毕业生的分配原则,主要是分配到原来的公社、大队和生产队去。”
在确定县属分校毕业生实行“社来社去”分配制度的同时,省委、省人委根据实际情况,对总校和省、专属分校培养的大、中专毕业生的分配办法作了调整。
当时,江西省全日制农业大专学校的毕业生人数不多,满足不了农业行政管理部门和企业事业单位干部和技术人员队伍的需要,尤其是基层行政管理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干部和技术人员队伍的需要,基层行政管理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很难要到统一分配的大、中专毕业生。这些部门的领导看到,共大培养的学生有许多优点和突出的表现,很希望能得到一批共大的毕业生来充实干部、技术人员队伍。但是,由于共大创办招生、分配都没有列入国家计划之内,人事部门不可能把共大毕业生按国家干部和技术人员的待遇正式列编派遣到管理部门和企事业单位。鉴于这种情况,经江西省委、省人委批准,从1963年起,共大总校和省、专属分校的学生列入统招统分。总校和省属分校由省统一分配,专属分校由专署统一分配,必要时由省作适当调配。
在坚持“社来社去”为主的同时,部分毕业生由国家统一分配的做法,在当时对共大巩固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时也为各级农业管理部门和企事业单位输送了一批具有大、中专学历水平的干部和技术人员,为建立农业三级科技推广网络,推广科学种田起到了促进作用。
一场改革
1965年7月,全国高、中等农业教育会议指出“半农半读,社来社去,改革教学,是我国农业教育发展的方向”。接着,在中央召开的全国安置工作会议和三十四所农业院校会议上,谭震林同志指示江西共大的大、中专也要改为社来社去。根据这些指示精神,共大开始酝酿这一改革。
1966年1月,共大总校党委书记张宇晴在全省国营农业企业和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工作会议上,代表共大总校党委作的报告中指出:
“县属分校都要实行社来社去,专属、省属分校也要逐步实行社来社去,总校农村医疗系试办社来社去。农业系统共大分校一律实行社来社去,场来场去。为了安置城镇知识青年,除社来社去外还要招收一部分城市学生实行城来社去。”
“报告”还进一步强调:
“今后省、专分校的中专毕业生,除统一分配一部分外,要安排一部分中专毕业生到公社去试行固定工资、定工生产、差额补助,超产有奖的办法,为中专以上毕业生分配到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打开一条渠道。”
接着共大召开了省、专属分校校长会议,结合共大多年来实行“社来社去”的经验,就大、中专毕业生改为“社来社去”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向省委、省人委呈递了《关于实行社来社去问题的请示报告》。经省委、省人委批转同意,决定1966年秋季招生开始,总校和省、专属分校中专以上招收的学生毕业后实行社来社去,场来场去或城来社去,中专学生不再参加统一招生、统一分配,省、专属分校招生一般由地委、专署安排,生源采取分片招收和保养的办法解决。对于1965年以前招收的中专生和大专生仍由国家分配。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共大大、中专学生改为“社来社去”的计划未能正式实施。
大学毕业当农民就是好
1975年8月28日,省革委会政治部、省文教办公室、团省委在江西宾馆礼堂联合举行了《欢送江西共大总校回乡当农民的应届毕业生大会》,欢送自愿回乡当农民的涂长生、黄福清、李曾广等六位应届毕业生。
共大总校党委负责同志介绍了涂长生等六位同学再三申请,要求毕业以后回农村、当农民的先进事迹,认为他们不当干部当农民,不拿工资挣工分,为缩小和消灭三大差别的先进思想和行动,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哺育的结果。
中共江西省委、省革委会、省军区和南昌市委、市革委会的负责同志及其他有关方面的负责同志出席了欢送大会。
会前中共江西省委书记、革委会主任江渭清和其他负责同志接见了回乡当农民的涂长生、黄福清、李曾广等六位毕业生。
江渭清、黄知真在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涂长生也代表六位毕业生在大会上表示:
一定要更加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虚心向贫下中农学习,刻苦改造世界观,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做一个社会主义时代的新型农民。
1975年7月5日,《江西日报》发表评论文章《大学毕业当农民就是好》。
1976年7月28日至30日,共大在南昌市召开全省共大社来社去毕业生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有历届社来社去毕业生代表三百四十七人。 会议认为:实行社来社去,大学毕业生当农民,是共大办学的一个光荣传统。十八年来,共大为国家培养了十九万多名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其中有十六万多名毕业生实行社来社去,他们在农业生产第一线,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为江西省农业生产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有十七名毕业生典型作了各具特色的发言,受到与会代表的热烈欢迎并进行了座谈交流。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黄知真参加了会议并接见了与会代表。1月至6月,先后有进贤、乐安、宁冈、泰和、安福、分宜、湖口等十余个县的革委会召开本县共大社来社去毕业生代表大会。
1976年8月19日,共大总校召开全校师生大会,热烈欢送王根泉、汪运生、袁观秀、方光彩、邹强明、彭群林、王斌、吴建平、田允高等九位毕业生回乡当农民;欢送徐志林、钟万勤、饶琪玉、李爱华、陈泽水等五位毕业生去西藏当农民;欢送叶诗宜、姚荣华、万惠保、吴忠富、钟天沐、胡胜昌、王南健等七位毕业生去西藏工作,支援边疆社会主义建设。
第十一章:对外影响的扩大
江西共大从它诞生之日起,就伴随着阳光与风雨同行。他们在困难与战胜困难的斗争中前进,经历过生死存亡的考验,也一路“颂歌”响彻云霄。江西共大牌子越来越响,越来越风光,象一股洪流,汹涌向前势不可档!共和国一代伟人聚焦的地方,能会沉默吗?!尤其是伟人毛泽东,象运作延安“抗大”一样,精心亲自培育的江西共大,能会不风光吗?!准确地讲,江西共大轰动式的对外影响,从它诞生之日起,就开始产生了!
中央领导重视
江西共大在走向辉煌,它首先得到了巨人毛泽东的充分肯定,中央其它主要领导,也对它产生了特有的关注与关怀。
1964年春节,毛主席发表关于教育问题的重要谈话后,5月中共中央举行工作会议。讨论通过了刘少奇关于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提议。会议还号召:全日制学校和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学校两种教育制度同时推行,互相补充。其后,刘少奇主席在视察天津、河北、武汉、广西等地时,曾先后多次作了关于“两种劳动、两种教育制度”的讲话和指示。还提出必须在组织上保证半工半读学校得到巩固和发展。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应该成立半工半读教育局,作为专门管理半工(农)半读学校的行政领导机关。刘少奇主席在全国各地视察的讲话中对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办学方向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希望各地“可以组织去参观、吸取经验,回来试办”。
农垦部部长王震到共大总校视察
1964年8月12日,周恩来总理在给汪东兴的一封信中也写道:“关于半工半读的教育制度,我们正在研究,并拟以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为样板,在全国进行试点。”
1965年1月,中共中央宣传部代中央草拟的《中央转发毛泽东同志给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信和江西省关于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办校情况的报告》中写道:“现将毛泽东同志给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信发给你们,这封信是三年多以前写了未发出的。当时,毛泽东同志对半工半读,勤工俭学的问题就已作了明确的指示。这些指示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教育理论的建设具有深远的意义,希望各级领导部门认真学习研究。”
共大走向社会
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从创办开始,就十分重视开展群众性文娱体育活动,在全省高等院校中影响比较大。1959年2月,共大总校就从本校和各分校调集了三百多运动员在总校集训,统一组织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体育代表团,参加江西省田径运动会。1963年12月在南昌市举行的江西省大学生田径运动会上,共大总校曾获团体总分第一名,在二十三个单项竞赛中,获得十九项第一名。共大总校还组建了男、女篮球队;男、女排球队,航空模型队、航海模型队,开展校际交流,参加各种竞赛活动。
1959年10月1日,共大大茅山分校农学系学生邵一兰作为共大学生代表应邀赴京参加国庆十周年观礼。
1960年2月,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第十七届代表大会在京举行,共大总校学生钟庆富代表共大五万余名学生出席了大会。
1960年5月,江西省人民委员会授予共大总校、大茅山分校、井冈山分校、德胜关分校为百面红旗先进单位。6月1日,全国文教“群英会”在京举行,共大总校副校长林仲,井冈山分校副校长杨动,德胜关分校副校长夏尚德等作为先进单位的代表出席了会议,林仲在大会上作了《党的教育方针的伟大胜利》的发言。
1960年5月,美国进步女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单独到共大云山分校考察、采访,深入到学生班级、学校的生产基地等地与学生、老师、工人交谈。
1960年5月,参加全国农垦系统宣教工作会议的代表在农垦部副部长肖克的带领下到共大总校、云山分校、蚕桑分校参观、考察,受到师生热烈欢迎。
1961年12月,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到共大大茅山分校拍摄纪录片《大茅山的春天》。
1961年12月,新西兰知名进步记者路易.艾黎到共大大茅山分校参观、考察、采访。其后,陆续有一批批外宾到共大参观、考察和采访。
地位不断提高
江西共大的名气越来越大,很显然社会地位也在不断提高。它逐步在全国形成了一个特有的亮点,引起了世人的广泛关注。
1964年12月,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在京举行,全国人大代表刘俊秀以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总校校长的身份在大会上作了《我们是怎样创办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发言。1965年4月17日《人民日报》全文刊载了这一发言。
1965年7月,全国高、中等农、林院校工作会议在京举行,共大总校教育长陈平出席了会议。在大会上陈平以《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坚持半工半读方向,培养社会主义建设新人》为题作了发言。共大还带去五份材料,都经大会秘书处印发作为大会经验介绍材料。会议结束后,刘少奇主席接见了与会的部分院校的负责同志。
1965年9月,共大总校接农垦部通知,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作为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单位,在全国农业展览馆农垦部展厅布展,学校以《半工半读育新人》为题,分别介绍各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培育农业科技人才的事迹。
1965年12月25日至1966年1月16日,高等教育部在京又主持召开了全国高等学校半工半读会议,共大总校副校长周韦志参加了会议,并在会上作了《关于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基本情况和教学改革的基本经验》的发言。
1966年2月,江西共大总校,黄岗山分校、东固山分校作为全省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单位,参加全省农展馆大寨式农业典型展览,共大总校以《工人阶级的新型大学》;东固山分校以《排除万难,开教育新路》;黄岗山分校以《用革命精神,办革命学校》为题,分别介绍各校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奋勇进取,实行半工半读,勤工俭学,大力培育人才的经验。
1971年4月15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京举行。江西共大革委会主任黎超,德兴县共大革委会主任吴国行、高安县共大革委会主任陈文憨参加了会议。会议结束前,黎超应周恩来总理之邀列席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由于周总理的关怀和支持,把毛主席《七三0指示信》的部分内容写进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
1971年7月13日,在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建校十三周年和毛主席给共大写《七三0指示信》十周年之际,《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江西省委调查组的文章《毛主席光辉教育思想照亮共大前进的道路——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调查报告》。8月1日,江西省委、省革委在南昌召开《全省共大纪念毛主席“七三0指示信”十周年暨共大建校十三周年讲用会》,全省共大负责人出席了会议。江西共大和部分县共大的代表在大会上进行了讲用。8月11日,《江西日报》发表《一定要把共大办好》的社论。同时,为纪念毛主席《七三0指示信》十周年,省革委会特别安排了“四个一”活动表示热烈庆祝。即:写一篇纪念毛主席《七三0指示信》十周年的文章,编辑出版一本介绍共大办学经验的书,拍摄一部介绍共大的电影纪录片,布置一个反映共大办学历史和经验的展览馆。
1977年7月14日,共大总校召开科学技术座谈会,会议总结了近几年科学研究工作经验,表彰了一批在科研工作中取得了成绩的集体和个人。自1971年至1977年,全校共承担了八十一个科研项目,计一百六十一个课题。其中有国家下达的八个项目,省有关部门下达的二十一个项目,同其他单位协作的十个项目。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京召开,章士美出席了大会,共大总校农学系的化学杀雄杂交水稻研究成果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和江西省科学大会奖。共大总校真菌研究室、“七三0药厂”的“灵芝研究”、植保系章士美教授研制的“混合土农药705、707”、林学系的“栗链蚧生活史及防治研究”、牧医系的“耕牛血吸虫病诊断方法的研究”、“CD—01农机胶粘剂”等科研成果荣获江西省科学大会奖。从1972年10月起,江西共大总校科研组编辑出版内部刊物《科技简报》第一期,直到1979年12月共编辑出刊了十八期。1979年8月,经中共江西省宣传部批准,共大总校成立学报编辑委员会,编辑出版内部发行的《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报》。
1978年2月,经国务院批准,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列为全国重点高等院校。经教育部通知,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附属“七三0”学校列为全国重点中学。
宣传不断升温
外界对共大的宣传,也是一浪高过一浪,不断在升温,这在世界办学史上,应该是史无前例的!
1964年7月25日共大建校六周年之际,新华社报道:江西共大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实行半工半读制度的成功范例,六年来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建设人才,创造了大量物质财富,摸索了一套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的经验。
1964年7月25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新闻报道:《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实行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的经验证明:半工半读有利于造就又红又专的人才》。指出: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办学六年来,在造就人才,发展生产方面取得重大成绩。这所学校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实行半工半读教育制度的一个成功范例。同时,发表短评《坚持半工半读方向》,短评认为: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是一个半工半读(半耕半读)的学校,六年以来,这个学校既为国家培养了数以万计的高级、中级和初级技术人才,又在开发山区方面作出成绩,为国家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他们还摸索出了一套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经验,教育质量逐步提高,学校越办越好。短评还认为:它的方向正确,成绩显著,应该说好得很……半工半读学校是一种新事物,它的成长不可能不遇到困难和阻碍。但是,只要我们用党的教育方针把自己的头脑武装起来,坚持半工半读的正确方向,我们就一定能使半工半读这种新型学校越办越好。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和其他半工半读学校的成功经验,都说明了这一点。”
与此同时,全国、全省有关出版社在1964年、1965年、1966年先后纷纷组织文章,编写出版有关介绍江西共大的书籍。其中有江西教育出版社1960年8月出版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上海文化教育出版社1965年3月出版的《半工半读故事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65年3月出版的《山花烂漫》、江西教育出版社1965年10月出版的《半工半读育新人》、人民文学出版社1966年2月出版的《崭新的一代》、全国农业出版社1965年7月出版的《坚持半工半读的方向——农垦系统半农半读经验汇编》等。
还有一些电影、戏剧演出单位也先后来校考察研究、体验生活,编写了一些电影剧本和演出剧本或演出。如上海的天马、海燕电影制片厂编导的《井冈新苗》、《闯出一条路》、江西省歌舞团编写的《钟声》、上饶地区采茶剧团编写的《山绿人红》、江西省歌舞团编写的《新一代》、《教育新歌》,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1965年拍摄的新闻纪录片《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中央新闻图片社1965年拍摄的一套二十张的新闻图片等,这些作品对于宣传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介绍半工(农)半读的教育制度都起了很好的宣传教育作用。
在1975年至1976年10月这段时期,全国的一些报刊、杂志、出版社等单位发表了许多介绍共大的文章、图片和编辑出版图书等。其中有新华社向全国发行的《江西共大在前进》一套二十张新闻展览图片。《解放军画报》七十六年第七期以《无产阶级的新型大学》为题,刊登共大总校和分校的新闻图片九幅。1976年1月7日《解放军报》发表《江西共大育新人》的文章,2月7日又发表了《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学习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体会》的文章。《历史研究》1976年第三期发表《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在斗争中前进》一文,介绍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成长壮大的历史。《中国建设》杂志1972年第九期以《一所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大学》为题,向东南亚各国介绍共大的办学情况和特点。人民教育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江西省革委会文教办公室主编的《共产主义教育的幼芽——记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一书。江西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反映战斗在全省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共大毕业生的先进事迹的专辑《一代新人》一书,上海教育出版社编辑出版的《红日照程——记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及中央电视台1976年3月摄制的《共大在前进》电视片等,均向全国发行和播放……
这一时期,共大的教育事业得到蓬勃发展,教学改革逐步深入,教学质量不断提高,农林牧副渔综合发展,科研攻关硕果累累,经费和粮食自给率显著上升,全校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新一轮共大热
毛主席《七三0指示信》的公开发表,又掀起了新一轮的共大热。共大再一次在全国聚焦,反响十分强烈。
经党中央批准,毛主席《七三0指示信》的部分内容于1975年8月13日在《江西日报》公开发表,同日,中共江西省委作出《关于进一步学习贯彻毛主席“七三0指示”的决定》,《决定》“号召全省各级党组织,共大和各类学校,党、政、民(工、青、妇)机关,都要按照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坚持教育革命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为建设社会主义,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作出新贡献”。同时,在南昌市隆重召开学习毛主席《七三0指示》动员大会,中共江西省委书记、省革委会主任江渭清、省委书记黄知真在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江西共大总校和分校的代表,省总工会代表和全省大、中、小学的代表也在会上发了言。大家一致表示,要认真学习、坚决贯彻毛主席《七三0指示》,决心按照《七三0指示》的方向,努力实践毛主席的教育路线,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第二天,《江西日报》发表题为《坚定地沿着毛主席“七三0指示”的方向前进》的社论。
共大总校、分校分布图
毛主席《七三0指示》的公开发表,无疑对共大的宣传又掀起了新一轮的高潮!
经中共中央批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江西日报》于1977年7月30日全文发表毛主席1961年7月30日《给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一封信》。
当天,省市军民五千余人在南昌市江西宾馆礼堂隆重集会,热烈庆祝《七三0指示》的全文发表。省市领导领导江渭清、白栋材、狄生、杨尚奎、黄知真等出席了大会,杨尚奎在会上宣读了《七三0指示》的全文,黄知真作了重要讲话,《人民日报》发表中共江西省委的文章《高举毛主席“七三0指示”的光辉旗帜胜利前进》和中共江西共大总校委员会的文章《永远高举毛主席“七三0指示”的旗帜》。《光明日报》发表社论《教育革命的光辉文献——欢呼毛主席给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一封信发表》。《江西日报》发表社论《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把共大办得更好——热烈欢呼毛主席“七三0指示”全文发表》。
考察络驿不绝
从1964年起许多上级领导部门、国内兄弟单位,纷纷派员前来共大参观、考察,帮助共大总结办学经验,支援教学仪器设备,支援专业技术人员到共大任教。共大的事业如日中天,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进入兴旺发达的新时期。
1964年4月,由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陈此生带队,溥仪、李淑贤、宋希濂、易吟先、周振强、杜聿明夫妇、溥杰夫妇等一行十一人组成的全国政协参观团,到共大总校参观。
1964年9月18日,福建省参观团一行四人,在陈加茂同志率领下到共大总校参观考察,在共大总校参观考察后,又赴部分分校进行考察,了解共大办学几年来的教学、生产劳动和思想政治工作情况。
1964年11月10日,由农业部组织的全国直属高等农业院校北京农业大学、西北农学院、华中农学院、华南农学院、南京农学院、沈阳农学院、西南农学院等八所院校,在江西省农业厅副厅长吴剑农陪同下,来共大总校参观考察。
1964年11月20日,以全国人大代表、浙江农业大学蚕学系主任陆星垣为首的浙江省蚕桑考察团一行六人到共大蚕桑分校和蚕桑垦殖场进行考察。
1964年11月25日,由教育部和高教部组织教育考察团一行九人,在高教部生产管理局局长余震的率领下,前来共大总校考察高等学校如何实行半工半读。经过七十多天的深入考察后,他们认为:共大半工半读的方向对头,取得的成绩很大,特别是对共大实行系、场(厂)合一,班、队、组合一和教学上提出的一竿子到底,基础课为专业课服务,专业课以现场教学和生产实际需要为主,教学为生产服务,生产促进教学等一套办法,表示称赞。
1964年11月30日,北京农业大学等七所高等学校参观考察团,经过对共大总校和部分分校进行实地考察和调查研究之后,写出了《参观学习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报告》和《关于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教学改革主要情况的报告》。
1964年12月3日,由内蒙古自治区农业厅组织,包括十一个单位组成的内蒙古自治区参观考察团一行十五人,在内蒙古农业学校党委副书记韩延宗率领下,到共大总校参观考察。参观团在校历时四天,由学校有关方面的负责同志介绍了学校办校情况,思想政治工作、教学、生产和分校工作情况,参观了陈列室和学校的工业、林业、园艺等生产基地,在总校参观考察后,又分别到黄岗山、刘家站、武夷山等分校参观考察。
1964年12月17日,由江西省教育厅组织的全省十所高等院校主要领导同志组成的高等教育考察团,在共大总校进行了为期三天的参观考察。
1964年12月26日,国务院为了使全国各地有计划、有秩序地到江西共大参观、考察,曾经下发了《关于去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参观应注意问题的通知》。《通知》指出:为了使参观访问能够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今后,各地凡去江西省参观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单位,必须按照1964年5月18日“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工作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指示”的规定,经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批准:并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高教厅(局)或农业厅(局)统一组织,与江西省教育厅事先联系妥当,然后按照约定的日期前往参观。
1964年至1965年间,先后来共大总校和分校参观考察的还有东北林学院、辽宁省农业厅、中南林学院、昆明农林学院、甘肃农林大学、南京农学院、解放军长春兽医大学、东北农学院、河南省安阳专区教育局、河南省西峡县林业中学等单位代表。
影响波及世界
1964年9月,阿尔及利亚烈士子女代表团,在省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和云山垦殖场领导陪同下,到共大云山分校参观并与师生联欢,受到师生热烈欢迎。
1964年9月13日,由阮明芳率领的越南南方红十字会代表团一行三人,在中国红十字会秘书长彭炎陪同下,到共大总校访问。代表团在共大总校期间参观了陈列室、园艺场、大修车间、学生宿舍等,阮明芳团长还在全校师生欢迎大会上讲了话。他对共大这所学校所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说“我高兴地看到你们学校不断成长、壮大,看到你们又学习又劳动,我们非常钦佩你们所取得这样伟大的成绩,你们所取得的成绩,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丰富了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接着他还介绍了越南南方人民反美斗争的英雄事迹,对全校师生鼓舞很大。
1964年10月30日,美国著名黑人领袖罗伯特.威廉和夫人,在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秘书长区棠亮和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江西分会秘书长李一平等陪同下,前来共大总校参观。在校领导毛文友、周韦志等陪同下,参观了陈列室、果园和苗圃等生产基地,与师生进行了亲切友好的座谈。贵宾热情地赞扬了共大这所半工半读、勤工俭学的新型学校,并祝今后取得更大成绩。
1965年4月16日,新西兰共产党机关报《人民之声报》副总编雷克斯.霍利斯在江西日报社编委范力陪同下到共大总校、云山分校参观、采访,贵宾热情地赞扬了学校对缩小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方面所做的大量工作。
1965年9月17日,前来我国参加中日青年友好联欢的日本青年朋友一百余人,在全国青联副主席钱大卫陪同下,到共大总校参观访问并举行了大型联欢活动。
1966年7月8日,尼泊尔皇太子比兰德拉.沙阿,随同访问的喜玛拉雅.沙阿亲王和夫人普林塞普.沙阿公主一行十四人,由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陪同到江西共大总校参观访问。
1966年8月,由亚非作家协会书记处组织的一百多位亚非作家到江西共大总校参观访问,并与共大总校师生联欢。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江西共大也同样接待了大批的国际友人、专家、学者前来参观、考察和访问。
1971年1月,古巴驻华大使临时代办加西亚到江西共大考察访问。
1971年10月,美国朋友舒尔曼夫妇及其子舒裕禄一行三人到江西共大考察访问。德国凤凰木店经理、法共(马列)中央委员贝热龙等一行到江西共大参观访问。
1972年2月,美国对华政策委员会主席杜达拿、波士顿大学政治系主任甘培滋等一行六人到江西共大参观访问。
1972年5月,在华美国专家阳早、史克、舒裕禄及美国青年四人,在中央外国专家组负责人陪同下到江西共大考察访问。
1973年6月,埃塞俄比亚驻华大使马康南到共大总校参观访问。
1973年11月,英国驻华大使艾惕思等到共大总校参观访问。
1974年8月,来自法国、日本、意大利、德国、美国等国家的九位在京工作的专家到共大总校参观访问。智利专家卡洛斯到共大总校参观访问。
这些国际友人、专家、学者到共大参观、访问、考察后都发表热情洋溢的谈话,高度称赞共大的办学所取得的成果。
在1977年至1980年的四年间,共大总校和分校还接待了大批国际友人和外交使团、驻京记者来校参观、考察和调查研究。主要有:
1977年4月,哥伦比亚共产党代表团一行五人到共大总校参观访问。
1977年5月,南斯拉夫电影拍摄组一行四人,到共大总校拍摄新闻记录片,向南斯拉夫人民介绍共大教育革命的情况。
1977年6月,在外交部新闻司长钱其琛的陪同下,美国、法国、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西德、瑞典、朝鲜、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的驻京记者一行四十八人,到共大总校参观访问。
1977年6月,澳大利亚社会科学研究所访华团一行二十人到共大总校参观考察。
1978年5月,澳大利亚昆虫学家华莱斯博士,应江西共大总校和江西省昆虫学会的邀请来江西考察粪金龟子并进行学术交流。章士美教授热情地接待了华莱斯博士。
1978年10月,由联合国粮农组织派遣的,包括约旦、黎巴嫩、菲律宾、阿富汗、巴西、塞浦路斯、印度、伊朗、肯尼亚、巴基斯坦、秘鲁、土尔其、民主也门、塞拉利昂等国家组成的,以联合国粮农组织经社司司长助理阿巴斯先生为组长的“农业乡村考察组”一行二十人,到共大总校和南城分校进行了为期四天的参观考察、访问。校革委会副主任马朝芒自始至终陪同考察和商谈。其后,在省委、省政府的支持下,在联合国粮食组织经社司的帮助下,建立了江西共大总校“农业乡村培训中心”。
1979年7月,由挪威挪中友好协会副主席安娜率领的友好访华团一行八人,到共大总校参观访问。
1980年10月,由教育部外事局邀请的中美交换学者苏珊.佩珀博士到江西共大和南城共大考察访问,她考察结束返回后,在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对共大办学情况作了比较客观的介绍,并三次在有关的国际学术会议上就江西共大的教育问题作了专题发言。
成效极为显著
据初步统计,到共大总校和各分校来参观、考察的兄弟省、市,兄弟单位的人数不下五万人之多。而且有许多的地、县的考察团到共大考察后很快回去试办了“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如延安吴旗共大、云南楚雄共大、河南叶县共大、湖北应城共大、四川凉山自治州共大、新疆海县阿泰地区共大、黑龙江铁力共大、内蒙古知青共大、广东新会共大等等。
这些兄弟省、市负责同志和教师回去办起了共大后,与江西共大来往密切,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如共大总校畜牧兽医系饲养场的一对梅花鹿,就是黑龙江省铁力共大1973年赠送的。他们把这种梅花鹿放到江西共大来安家落户,繁殖后代,永存纪念。江苏太仓县到共大考察回去后,普遍在各乡办起了半工半读,勤工俭学式的中等专业学校,即“农村和城镇职业中学”,直到现在他们还在大力推广,大搞智力开发,普及科学技术,直接为农业现代化服务。也有的省、市专门邀请江西共大的领导和老师前去介绍共大的办学做法和体会,甚至有的要求共大分配毕业生到那里去任教等等。共大的办校方针,作为农业职业教育的办学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革命精神,取得越来越多同行教育工作者的共识,共大的办学经验的影响日益扩大。
从1964年至1976年的12年间,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就有27个先后派了省、市负责同志率领各地省、地、县教育部门负责人、高等院校的党委书记、校长和教师到共大来参观、考察,有的写出考察报告,回去向领导汇报,有的回去试办。
1976年至1980年的四年间,国内有许多省、市自治区派出大型的代表团前来共大参观、考察。其中有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白成铬率领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考察团,由湖南省委书记董志文为团长、革委会副主任孔安民、省军区副政委李明为副团长的一行五十一人组成的湖南省代表团、由四川省委书记、省政协主席杜心源、四川省委顾问任白戈、全国政协常委张秀熟等率领的由四十一人组织的四川省代表团、由宋日昌为团长的上海市老干部一行四十余人组成的参观团;江西省政协五十位委员视察团等,前来共大参观、考察和检查工作。另外,财政部部长张劲夫、教育部副部长雍文涛、国家农委副主任何康等中央有关部委领导也曾先后来共大调查研究,检查工作。教育部、农业部也曾专门派员到共大调查研究。
共大被列入外事开放单位后,到学校参观考察、采访的外宾络驿不绝,江西共大的影响波及世界。据1966年6月17日《江西日报》转载新华社讯: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从去年到现在,接待了来自亚洲、非洲和欧洲的七十多个国家五百多位朋友参观、访问。
1963年,共大被列为对外开放单位。据不完全统计,共大接待了八十九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宾五百六十七批、七千四百九十六人次,国内各省、市、自治区考察团二千六百九十一批、五万五千四百二十四人次。一时间,江西共大文明遐迩,举世瞩目。
钟奋生简介
钟奋生(原名:彭光林),江西修水县人。中国铁路作家协会会员广铁分会理事,《中国报告文学》杂志重点签约作家,中国策划学院签约作家。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已发表文学作品约三百多万字。出版著作有:长篇小说《红玫瑰》、《蓝玫瑰》;长篇记实文学《江西共大风云录》、《赞助营销密码》等。小说、散文多次获奖,中篇小说《天边滚动的闷雷》荣获全球首届国际有奖征文大赛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