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共大风云录》(3)
第十二章:“文革”风暴的阴影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开始席卷全国,江西共大也同样卷入进这场政治风暴的急流漩涡之中……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以刘俊秀、张宇晴为校长、书记的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总校党、政领导班子一直在第一线主持学校的全面工作。
从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江西共大处于“文革”风暴阴影笼罩的时期。
两派阵营
1966年5月,中共中央下发“五.一六通知”之后,共大总校于6月6日成立文化革命办公室,负责文化革命初期的一些具体工作。8月26日成立共大总校文化大革命筹备委员会,原文化革命办公室的工作移交筹委会负责,史宇谦副校长兼任文化大革命筹备委员会主任。9月24日中共江西省委下发《关于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文化大革命几个问题的通知》,共大各分校也随之成立了文化大革命办公室或文化大革命筹备委员会等相应办事机构。
9月21日至10月4日,共大总校二千余名师生在副校长黄建涵的带领下赴京,在天安门广场接受毛泽东主席的检阅。从此,开始了全国红卫兵的大串联。尽管这样,共大总校的绝大部分师生仍然坚持就地闹革命,积极参加秋收冬种,学校的工农业生产基本没有受到很大影响。1966年学校的粮食生产仍然获得大丰收。
1967年1月,在上海“1月夺权风暴”的影响下,共大总校和各分校均由红卫兵组织夺了学校的党、政、财、文大权,各级党、政领导陷于瘫痪。共大总校红卫兵组织成立了“临时管理委员会”,校“临管会”一直延续到1968年4月22日校“革命委员会”成立时为止。
在此期间,一些受“极左”思潮影响较深的红卫兵组织,打着造反的旗号,宣称共大是刘少奇“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的黑样板、黑典型,是教育战线上的“黑旗”。而另一派红卫兵组织则认为共大是毛主席完全赞成和支持的学校,是教育战线上的一面红旗。从此,产生了两派认识不同“红旗论”和“黑旗论”的红卫兵对立组织。
组织机构
1967年7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六0一二部队奉命派员支左,进驻共大总校,1968年4月军代表姜 松参加校革委领导班子,任校革委会副主任、代主任。1970年6月改由军代表张德惠进驻学校,参加学校领导班子,任党委副书记、校革委会副主任。军代表李 秀 堂、关玉 柱任校党委常委,校革委常委,至1973年5月撤离。
1968年4月12日,省革命委员会下发《关于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总校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指示》,同意成立江西共大总校革命委员会,由姜 松、吴 培、黄 建 涵等四人(暂缺学生代表一名)任副主任,主任暂缺,由姜 松代理(后来增补张 世 铣为革委会副主任)。4月22日全校召开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省革委会副主任杨 栋 梁出席了大会并作了讲话。1968年9月黎 超任革命委员会主任。
1968年9月9日,南昌铁路局工宣队进驻江西共大,两个月后,南铁工宣队撤离,年底南昌发电厂工宣队随南昌二中、二十二中师生进驻学校,到1969年底撤离,其后改由南昌齿轮厂派工宣队进驻学校,一直到1976年撤离。
1968年10月,南昌二中、二十二中迁入共大总校,1969年9月,江西农学院并入共大总校后,增补任启贤、程宗金为革委会副主任。其后,省革委会组织组省文教办公室曾于1970年3月调陈 志 诚;1971年10月调王 万 吉;1972年1月调章 士 美;1972年8月调马 朝 芒;1972年12月调罗朋等人,任江西共大革委会副主任、党委常委。
1968年10月6日,根据省革委会指示精神,结合共大的实际,经校革委会常委会议研究,成立江西共大党的核心小组,核心小组由黎超、姜 松、吴 培、罗 雷 殷、黄 建 涵等九位同志组成,黎 超任组长,罗 雷殷(工宣队),吴 培 任副组长。
1969年5月,江西共大革委会常委会议研究决定,学校的机构设三部一室。即政治部、教务生产部、后勤部和办公室(1973年后作了重新调整)。
1970年12月,中国共产党江西省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南昌市举行,江西共大黎 超、章 士 美出席了会议,黎超被选为江西省第三届委员会委员,章 士 美为候补委员。
1971年10月25至29日,江西共大召开首次党的代表大会。大会代表九十一人。会上黎超作了《关于加强党的领导,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进一步办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工作报告,会议通过了《关于认真读书的决定》和《关于进一步贯彻“七三0指示”,深入开展教育革命的决定》。选举产生了黎 超、张 德 惠、王 万 吉、陈 志诚、黄 建 涵、任 启 贤、章 士 美等二十九人组成的中国共产党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委员会,黎 超任书记,张 德 惠、王 万 吉任副书记。
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京举行,共大总校革委会副主任章士美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出席会议。
兼并中学
1968年10月11日,省革委会程世清等人以“走共大道路”为名,决定将全省一百二十八所城镇普通中学外迁到共大总校和各分校,将南昌市的二中、二十二中二千四百余名初中一、二年级的学生和部分教师迁入共大总校。
这样,既使共大的办学体系受到严重破坏,也使普通城镇中学受到严重破坏。
紧接着,10月17日共大总校的五百二十二名教师、干部中有四百二十八人分别下放到瑞金、广昌、宁都、兴国等县的农村生产队和校属南湖农场劳动锻炼。与此同时,共大总校66、67、68三届毕业生离校到省军区杜埠农场、安奉农场劳动锻炼。
11月18日共大总校的69、70两届在校大学生一千零六十人也分别下放到珠湖、成新、朱港、安福、新乐、大桥等农场和德兴铜矿、东乡铜矿等军管单位劳动锻炼,接受再教育,江西共大也随即改为省革委会教卫组下属机构。
1968年10月,南昌二中、二十二中的二千四百余名师生迁入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后,学校按照军事编制的形式,两个年级编十六个连队,每连三个排(相当于教学班),共计四十八个排,由工宣队成员或学校副科以上干部任连长或指导员,留守学校的一般老师、干部和随迁来的班主任任排长。当时,学校除让他们参加文化大革命外,还有计划地安排他们学习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参加生产劳动,半工半读,勤工俭学,让共大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在他们心中扎根。这批学生分别在1970年和1971年结业并陆续离开学校走向社会,参加工作,也有一部分人被推荐到大学深造,成为工农兵学员。共大各分校外迁来的城镇中学生也于同时期回城镇就读、就业或回乡务农。
调整变动
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总校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期间,生产、教学基地建设,没有重大的建设项目,但有较大的调整和变动。
1968年原蛟桥公社枫景大队划给共大总校,成立的枫景园艺场(后改为枫景林场)的基地,大部分划回原蛟桥公社,成为集体所有制形式的枫景大队。只保留了黎家、朱家、郑家三个生产小队在学校周边,合并成立东风生产队。其所有的水田,旱地作为农学系的教学、生产实验基地。将原来林学系所管辖的从省林科所划过来的桐树坑生产队、风坡岭生产队划回省林科所管理,将黎家、朱家、郑家所属山林及学校门前公路南面的旱地、水田,合并成立燕子山生产队,划归林学系管理,为该系的教学、生产实验基地。
1961年省林科所并入共大总校后,划给园艺系、农学系的两个果业生产队,即青岚生产队、芭茅岭生产队,园艺系恢复招生后,仍划归园艺系管理,为该系教学、生产实验基地。
1968年10月,江西省革委会决定撤销江西农学院。全院大部分干部、教师,下放到宜丰、铜鼓、高安、靖安、奉新、上高等县的农村生产队劳动锻炼,只有四十七名干部、老师留守学校待安置。这时,学校房产被占,财产散失一空,破坏非常严重。
1969年9月9日,省革委会决定江西农学院并入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
1972年8月,省革委会政治部下发《关于高等学校下放人员复钩管理的通知》规定,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和原江西农学院及所属单位的下放人员与江西共大复钩,随后江西共大和江西农学院的下放人员从1973年开始陆续回到学校工作。
1973年4月,畜牧兽医系的师生从南湖农场搬回校部后,学校将原林学系所属的苗圃二队及昌九公路以东的果园、旱地全部划归牧医系管理,并在此建立畜牧兽医系和相应的教学、生产实验基地。
生产动态
共大从1958年在八一分校发现野生灵芝,并列项开始进行人工栽培灵芝的研究。
1962年八一分校撤销,转入共大总校成立真菌研究室,继续进行灵芝人工栽培的研究。
1964年灵芝人工栽培研究成功。其后,试制成灵芝酒和灵芝药片,进行临床试验,取得一定成果。为了扩大灵芝药源,灵芝生产,接着又进行灵芝工业发酵的研究,并研究成功,制成灵芝浸膏片和灵芝药片等产品,在国防部一七三部队高空生理研究所和铁道兵青藏铁路施工人员高山缺氧临床试验收到良好效果。
为此,江西共大革委会于1969年1月向省革委会上报《关于将真菌研究室扩大灵芝生产和创办七三0药厂的报告》,经省革委会领导批准,成立了“江西共大七三0药厂”(后改为江南制药厂),该厂成立后,发展很快,经济效益很好,为学校的经费自给作出过重要贡献。
因江西共大校部离南昌市较远,交通不方便,有许多教职工家属就业十分困难,为了解决教职工家属就业问题,1969年校革委会决定将江西共大五金机械厂的布伞车间划出,单独成立“江西共大布伞厂”,建厂后除原有干部、职工外,首先招收一批原二中、二十二中的毕业学生进厂作为新生力量,并大量吸收教职工家属进厂做工,解决了全校教职工家属就业问题,也为许多教职工解除了后顾之忧。
大港林场是以生产竹木为主的林业单位,并以木材为原料,生产包装箱,供应江西共大五金机械厂用作元钉、螺栓、螺帽的包装之用。在生产过程中有大量边皮料角和木屑,为了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充分利用废弃的材料,该场从1970年成立了“江西共大大港塑料厂”,专门生产电木粉,取得很好的经济效益。该厂从1980年起陆续迁建校部附近,改名为“江西农业大学林产化工厂”。
1974年冬季,全校师生员工在“农业学大寨”,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高潮中,对1959年修建的龙泉水库的大坝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加高加宽,并修建了主干渠和溢洪道。同时,对校园东边朱家南边的山丘进行了大面积的平整,开垦出一百二余亩荒地,日后成为江西农业大学职业教育学院的教学实验基地。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学校所属的南湖农场、将军州垦殖场、大港林场和五金机械厂、农机厂、印刷厂等生产单位的干部、工人,坚持党的教育方针和办校方针,坚持“抓革命、促生产”,同“极左”路线作坚决斗争,维护了各厂办校方针和安定团结,继续不断地为学校提供粮食和办校经费,为学校实现粮、钱自给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共大各分校在十年“文革”中,经历了文革初期停课、停产的破坏,两次领导管理体制的变更,城镇普通中学的迁入,教师、干部的下放和调离,教学、生产实验基地被瓜分、抢夺等影响,均受到严重的破坏,但共大的师生仍然坚信党的教育方针和共大的办校方针,坚信毛主席光辉的“七三0指示”,全校师生坚持半工半读,勤工俭学,生产自给的决心不变,仍然实现了粮钱基本自给,并且还陆续建立了一些新的分校。学校最多时达到总校一所,分校一百二十七所,学生五万三千余人。
《决裂》歪曲了共大的形象
在七十年代中期,有一部直接反映江西共大的国产彩色影片《决裂》,可谓红极一时,轰动整个大江南北。这部影片蒙上了强烈的政治色彩,从实际效果上看,取到了迎合当时“四人帮”那股主流舆论导向的作用。即:让共大师生扮演着吹响“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和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的号角,从而达到“批判教育战线那种右倾翻案风的奇谈怪论,巩固和发展教育革命的成果”的目的。
1975年,北京电影制厂在拍摄《决裂》前,曾将电影剧本交共大总校党委审阅,学校党委组织了教务处和各系有关领导和教师代表进行讨论,以书面形式提出了九条原则性的修改意见,但剧本的最终稿末交学校党委审查。在拍摄现场,共大总校的同志将分镜头剧本带回学校,就分镜头剧本内容又提出十三条原则性意见,但只采纳了两条,重要的十一条置之不理。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合成时,“四人帮”及其爪牙插手,把所谓的“朝农经验”强加给共大,电影在许多方面歪曲了共大,上映后使共大的形象受到很大的伤害。
1976年1月,据说毛主席观看到了“四人帮”炮制的丑化歪曲共大形象的影片《决裂》之后,十分不满地说:“我给共大写了一封很长的信,为什么现在只剩下两句话了呢?”这是对“四人帮”断章取义《七三0指示》,压制贬低共大行为的严厉批评。
这里面的结症在于,将共大“半工半读、勤工俭学”的精神,直接与当时的“政治斗争”架接起来,产生了一个歪曲共大的“朝农经验”。因此,它具有强烈“文革”政治观念的色彩,与“白卷先生”张铁生、顶撞老师的小将黄帅的“反潮流精神”遥相呼应,声称是拉开“教育革命”的序幕。《决裂》当时捧得越高,后来当然也就跌得越惨了。
柳志慎是1961年从上海来共大总校读书的高中生,学习的是农业畜牧业专业。毕业后留校任教。他认为《决裂》这部电影,前半部分能够很好地反映了共大办学的方法和精神,也是共大的事实。但是后面的部分政治火药味就浓了。
现在老一辈的人谈到《决裂》,恐怕印象最深的台词就是“马尾的功能”。影片中教务主任孙子清(由葛优的父亲葛存壮饰演),一个劲的在课堂上讲“马尾巴的功能”,而教室外却不断传来牛的叫声……因此,他被江西共大的学员愤愤地指责,讲课不结合实际:“在课堂上,不讲江西水牛,只讲非洲斑马和马尾巴功能”……
其实,当时江西共大并不存在这样不结合实际的教学环境,当然也就不存在这样严重脱离实际的“教学主任”了。换句话说,从江西共大历年的教学氛围中,不存在那种严重脱离实际讲述“马尾巴功能”的案例。笔者原来小学的同窗学友倪忠民,1973年9月,从知青推荐到江西共大总校农学系就读。他告诉我,他们每逢上完农业专业课,老师马上就要将他们带到稻田里去,印证或进一步讲解课堂上所学的理论知识……
但客观的讲,《决裂》如果抽去强加进去的为当时政治服务的因素,不歪曲共大的历史,单从弘扬共大“半工半读、勤工俭学”的主旋律出发,应该是一部不错的影片!郭振清、王苏娅、葛存壮几位名演员的演技,应该是无可挑剔,非常成功的!记者金微在《江西共大:云烟往事二十年》一文中写道:
“2005年,郭振清去世。尽管当年的政治恩怨早已淡去,但仍有媒体说:好人一个,可惜错演了一部电影……郭振清对《决裂》做过这样评述:‘我一生两部戏看得很重,一是《平原游击队》,二是《决裂》。用今天的眼光看待历史,影片表现的过去那一段是扭曲了,但是,像共大这样的办学精神是永恒的,共大这样的农业学校,为广大农民子弟学习文化知识提供了条件,是十分实际的,这样的学校,今后还应该办下去。’”
第十三章:初创时期的教学
1958年大跃进背景下诞生的江西共大,她象一颗新星升起在共和国的上空,她在“半工半读、勤工俭学”的宗旨下,从特色中求生存,探索中求发展。她的教学运行的轨迹,始终把学校教育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从本省、本地区农村、山区经济建设的实际了出发,建立有效的领导管理体制。
开办系科,设置专业,教学计划,结合实际,管理条例,措施得力。采取需要什么就培养什么,什么时候需要就从什么时候培养。根据开发山区资源,需要多少就培养多少的方式,突破当时大、中专学校专业设置的范围,把稳定的传统性专业与迫切需要的短期性专业结合起来。按照“半工半读,勤工俭学”的办校方针和以教学为中心,以生产为基本的原则,稳步地开展教学改革,使半工半读的教育体制逐步确立。
领导管理体制
共大是一所新型学校,它是由总校和百余所分校和劳动技术学校组成,这些学校之间各自独立,分散在全省各个山头,且又互相联系。
共大实行“半工半读,勤工俭学”的办校方针,在教学管理上有自己独特的要求,既要组织好学校的生产,管理好学生的劳动,也要安排好教学。她不同于全日制高等院校,有着独特的教育领导管理体制。
共大初创时,总校由省委、省人委直接领导,校长由省委书记刘俊秀兼任,党委书记由省委常委、副省长兼垦殖厅厅长汪东兴兼任。
1958年10月,省委决定调云山垦殖场场长黎超到共大总校任副校长,常驻学校主持日常工作。
1959年1月30日,省委决定共大总校成立党委,由汪东兴、黎超、张宇晴、于普、唐成功五位同志组成,汪东兴任书记、黎超任副书记。
1959年5月4日,省人委从德胜关垦殖场调屈绍建到共大总校任副校长(后又兼党委副书记),分管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
1959年6月22日,省人委又从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调政治经济学专家林仲任共大总校副校长、党委委员,分管学校的教学工作。
至此共大总校党、政领导班子已基本健全。
当时共大三十所分校都是依托各垦殖场办起来的,是场办校的形式。各分校的校长、党委书记都是由所在垦殖场的场长和党委书记兼任。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共大的发展,全省各地、县也都陆续办起了共大分校,这样就自然形成了省、地、县三级办学的格局。共大总校和各分校的关系,应负的责任不十分明确,管理也没有完全到位。
共大初创时,总校只是由校长办公室一位同志汇总各分校的情况向主管校长汇报。为了加强对共大的领导,省委、省人委后来多次调整和完善共大的领导体制和管理体制。
文化参差不齐
共大创办的初期,由于当时农村的文化水平不高,学校招生时对文化程度的要求也不严格,1958年6月9日,共大第一个招生简章中规定:
“凡是历史清楚,身体健康,具有一定的生产知识,劳动技能的男女工人、农民、公社干部、复员转业军人以及经过了一定生产劳动时间锻炼的知识青年都可以报名上共大”。
据1959年上半年总校和七十七所分校、三十三所劳动技术学校的统计,全校四万多名学生中,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约占百分之四,初中程度的约占百分之二十七,高小及以下的约占百分之六十九。
文化程度的参差不齐,给教学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
1959年上半年,总校和各分校开始分设系科和专业,为了建立正常的教学秩序,保证教学质量,学校决定凡不及初中毕业文化水平的学生,要先进预科班补习基础文化知识,然后再进专业班学习专业。当时高中文化程度的学生分布在总校和部分省属分校为多。为此,采取集中到两个系科或专业单独编班教学。如总校集中在山区工业系、畜牧兽医系和师资培训等系科。分散在各分校的少数高中程度的学生也作了适当调整,集中到总校和几所条件比较好的省属分校学习。
1959年秋季共大招生时,省委、省人委对共大的招生工作作出了明确的指示,坚持以招收工农子弟为主的原则,同时吸收一部分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知识青年入学。工农劳动者入学前除口试和实际操作外,还要参加政治、语文、算术的测试,以便入学后编班或进行文化补习;知识青年则要参加政治常识、语文、数学、理化、生物等科目的考试,合格者发给录取通知书,这样入学的学生的文化程度开始趋向一致。
根据当时全省农村文化程度结构分布,历年共大总校及省地县各级分校,入学学生的实际情况和办校条件,从1961年起,总校主要招收高中文化程度的学生,以培养相当于大专水平的学生为主。还从1960年秋开始在林学系试办了五年制本科,省、专分校主要招收初中文化程度的学生,以培养相当于中专水平的学生,个别条件好的学校,也试办了大专班;县属分校主要招收高小毕业文化学生的学生,以培养相当于初技水平的学生为主,个别条件比较好的学校也试办了中专班。
教学与劳动的比例
共大实行“半工半读,勤工俭学”的办校方针,学校既要按不同学历层次和不同专业的规格组织好教学工作,又要按一定的生产自给任务组织好生产;学生既要完成学习任务,又要参加生产劳动。因此,教学与生产劳动之间的矛盾,经常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表现出来。教学争时间,生产争劳动力是一度矛盾的中心问题。
正确处理好教学与生产劳动之间的矛盾,一直是共大办校过程中不断探索,不断总结的一个重大课题。
共大创办时,搞半工半读、勤工俭学,不但没有经验,也没有物质基础。所以共大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要求每个学生每年劳动二百天,学习一百二十天,放假四十天,学生争取用二百个劳动日做到自供自给。经过全校师生员工半年多的艰苦奋斗,学校建起了部分简易校舍,开辟了部分生产基地,为下一步开始教学工作创造了一定的物质条件。
1959年上半年,学校根据山区和农村经济建设的需要开始分设专业,并着手制定适合半工半读特点的教学计划和编写教学大纲。为了加强教学工作,学校明确规定了教学与生产劳动的时间比例:四年制系科的劳动时间为六、五、四、四,即第一学年劳动六个月,第二学年劳动五个月,第三、第四学年各劳动四个月;学习时间为五、六、七、七。即:第一学年学习五个月,第二学年学习六个月,第三、第四学年各学习七个月,假期每年平均为一个月。
专业的设置
共大坚持贯彻“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把学校教育与社会发展,特别是本省、本地农村、山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建设结合起来。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就培养什么样的人,江西农村和山区需要什么样的人,就培养什么样的人,需要多少就培养多少。
根据这个原则,共大在1959年设置系科、专业时,就没有完全按照当时国家教育管理部门规定的全日制大学和全日制中等专科学校的专业目录来办,而是根据自己的办学特点,提出:
“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飞跃发展的需要,在系、科设置上,必须从现实和全面出发,既要照顾当前生产的需要,又要照顾今后建设的需要。共大是培养社会主义各项建设人才的综合性大学,系、科设置应包括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三大类”。
初期,由于学校条件有限,设置的系科和专业不很多。总校和各分校一般设置有农学、林学、畜牧兽医专业为主。有的学校还根据当地经济建设的需求和学校自身的条件,设置了一些其他的系科和专业。如大茅山分校、云山分校、八一分校等根据其所在垦殖场和地区有丰富的山林野生植物资源可开发利用的特点,设置了山区工业系科;依托江西省蚕桑垦殖场创办起来的蚕桑分校,设置了蚕桑专业,共大总校还设置了林产化工系和社会科学系。
1960年为解决分校缺乏师资,特别是基础课师资不足的困难,共大开办了师资班,进而设置数理化系,各校设置系科的专业面也不限于全日制学校的规定,面可以宽,也可以窄。如农业系科,一般面比较宽,包括江西主要农作物的栽培、管理、育种、病虫害防治等;山区工业系科,各校开设的面比较窄一点,有的以竹木采伐运输为主,有的以造纸为主,有的以炼制松香为主,也有的则以利用野生植物酿酒或提取芳香油为主等,完全是根据需要和可能来确定。
当时,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受计划经济的限制,农村产业结构比较单一。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微乎其微。尽管如此,随着共大的发展和条件改善,各校根据自身的条件,还是增设了一些新的系科、专业,对办校初期开设的系科、专业也作了必要的调整。如1961年,南城分校根据当时人民公社反映缺少蔬菜、果树方面的技术人才,增设了果蔬专业。又如全南县是一个山区县,水力资源非常丰富,为了开发水电,该县所属全南分校增设了水电专业。共大总校在1961年初也对部分系科作了调整,将原设的工业系和林产化工系撤销,合并成立农业机械化系,以适应当时国家提出的加快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要求。将原设的社会科学系改为农业经济系,着重为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培养基层管理人员。
教学改革
共大实行半工半读,学生在校期间将近有一半时间参加生产劳动,尽管寒暑假缩短了一些,但每年上课的周数比全日制学校还是少得多。按四年学制计算,全日制学校共约一百六十八周,而共大只有一百零五周,约少三分之一。因此,共大的教学不可能套用全日制学校相当专业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课程设置也必须进行改革。
1959年2月,省委、省人委《关于继续办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就明确要求共大:
“根据国家教育计划和因地制宜的原则,认真制订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健全正常的教学秩序,大力提高教学质量,总校和分校均应在党委领导下,组织师生制定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总校应事先编制一部分,供各分校参考。学校所需教材,各分校应在党委领导下,组织师生和生产能手,参照其他学校的教材,先进教学资料和自己的生产经验编写教材,总校和省教育厅应编写一部分教材供分校使用。”
根据省委、省人委的指示精神,1959年6月,在共大总校召开首届共大校长工作会议,会议以教学为中心,就共大的专业设置、师资队伍建设、教学改革等问题进行了专门的讨论,并初步制订了农学、林学、畜牧兽医、林产化工、农业机械等五个专业的教学计划和十四种教学大纲。邵式平、刘俊秀、汪东兴等都出了会议,邵式平作了重要讲话。
其后,共大总校分别在1959年暑假组织了六十余名教师在云山,1960年暑假组织部分教师在庐山进行教学改革的大学习、大讨论。在认真学习,提高认识,统一思想,探索总结的基础上,从共大办校的宗旨和培养目标出发,按“少而精,学以致用,一专多能”的要求编制了各专业的教学计划。
在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的改革上,强调“三个面向”,即面向生产、面向实际、面向基层,坚持贯彻“立足本省,面向基层,兼顾长远,基础课为专业课服务,专业课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原则。从我国农业生产的实际出发,以解决生产中的实际问题,服务当前生产为主,适当照顾生产发展的长远需要;以服务本省本地区生产发展需要为主,适当照顾全国所必须了解的知识;以基层单位现有的生产条件和技术水平出发,以普及、推广新技术为主,适当照顾科学技术长期发展的需要。
当时,我国农村和垦殖场的生产集约化程度还不高,农业生产的分工也不专不细,面对这个特点,各系科在制订教学计划时,除要设置好本专业的相关课程外,都安排学生学习一些其他专业的有关知识。如林学专业的教学计划里,设置了农牧业基本知识课;农学专业的教学计划里,设置畜牧、农机的基本知识课等。课程改革的步骤是先改专业课,再改基础课。制订教学计划的预期目标是,使学生达到一专多能的要求。
教学内容的改革,最终落实在教材上。共大总校曾在1959年暑假,1960年暑假和1965年三次组织了一批教师编写、修订教材。至1966年初,总校各专业的大专教材和林学系的本科教材,分校主要专业的中专教材都已基本编写完成并投入使用;分校的初技教材也已陆续编出。这就为学校坚持半工半读,更好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提高教学质量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教改硬性要求
教学改革,显然不是纸上谈兵,也不是逢场作秀,而是有其十分严谨的紧密联系实际的具体内容与硬性要求。当时专业课的改革,主要有以下两条:
1、专业课要为农村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着重解决本省、本地区生产中问题,推广生产新技术。
2、根据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和一定专业技术能力的劳动者的目标要求,强调把专业技能的培养作为各专业教学的第一重要内容,并提出相应的规格要求。
如农机专业提出了学生要达到三级拖拉机驾驶员和修理工技能操作水平,能独立进行拖拉机的驾驶保养和小修。园艺专业要求学生熟练掌握果树的嫁接和修剪技术技能。畜牧兽医专业向学生提出“三个一”的要求。即,一把刀,要熟练掌握牛、猪、鸡的阉割技能;一把锄头,要熟练识别、挖找并使用中草药;一根针,熟练掌握防疫注射技术。
专业技能的培养主要通过现场课和生产劳动中锻炼,考核也主要通过现场操作和生产劳动的实际效果。
基础课改革,着重贯彻为专业课服务的要求。如《农业气象学》是农学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原先的教学内容比较繁杂,而且北方和南方并重有些知识,学生学了到农村去用不上。改革后,把重点放到农村迫切需要,与农业生产紧密联系的有关气象知识方面。天气预报所需要的各种天气系统和天气知识,江西重点以农作物在各发育阶段的天气特点和相应的农业措施为主。对一些定律性的理论论述和公式的推导作了精简,着重介绍对这些定律和公式的运用。对本省关系不大的气象现象尽量少讲或不讲,在讲述气象要素时,主要讲述江西的气象资料。
普通基础课的改革难度较大,在培养相当于本科或大专水平的学生时,只要求具有普通高中或初中的文化基础知识,有些地方是不够的,但从共大的培养目标看,照套全日制本科或大专的要求也是不实际的。共大普通基础课的改革也是贯彻为专业课服务的原则,需要什么学什么,需要多少学多少。共大在教学改革的过程中,也是在边实践、边尝试,并取得了一些成效。
正确理解半工半读
教学方面的改革,是共大的一项重中之重的中心工作。实行半工半读,坚持执行教学与劳动时间比例的规定固然重要,但教学与生产劳动之间的矛盾能不能真正解决好,关键要看两者能否有机结合起来。
邵式平曾批评有些同志把半工半读简单为一半时间读书,一半时间劳动,读书归读书,劳动归劳动,两者各不相干的错误看法。他十分形象地比喻说:
“这种结合是斧头与斧头柄的结合,是一块铁与一块木头的机械结合。”
同时,他还特别强调,必须在劳动中有学习,学习中有劳动,就像两坨泥巴捏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种有机的结合,才能使教学与生产劳动起到互相促进,互相转化作用。
对于教学方法的改革问题,共大总校和各分校一直在办学的实践中不断探索和总结,并且创造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教学方式和方法,使教学与生产劳动之间的矛盾不断得到缓解,两者之间的有机结合不断完善提高。
共大创办初,全校师生集中力量劳动建校,当时除了利用雨雪天气上一些文化基础课外,只能结合生产劳动,做什么,学什么,在现场讲授一些与当时生产劳动有关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说不上有系统的专业学习。
从1959年起,学校把生产基地的建设与专业建设联系起来,进一步明确学校的基地建设,不仅为了实现生产自给,而且还成为专业教学的重要场所。
学校开设什么的专业,就要有什么样的生产基地,基地的规模与专业的规模相适应。各专业的学生要以参加本专业的生产劳动为主。如总校除了为争取钱、粮自给,建起了由学校直接管理的农场、林场、工厂外,各系都先后建起了与专业对口的农业、林业、园艺、畜牧兽医及农业机械等实验站。这些实验站规模适中,除配备了少量技术工人负责日常管理和配合教师指导学生生产劳动外,主要依靠学生劳动完成各项生产任务。专业教学和专业生产劳动在内容上统一起来,有利于结合专业学习安排生产劳动,也有利于结合生产劳动安排专业教学。
相结合的教学模式
课堂教学与现场教学相结合,是共大贯彻理论联系实际广泛采用的一种教学方法,对理论性比较强的基础课程,一般以课堂教学为主;对技术性比较强的专业课程,一般以现场教学为主。现场教学的次序和进度,一般都按照生产季节、生产工序和教学需要进行安排。如林学专业将采种、育苗、抚育和造林的专业劳动,有计划地安排在每个班级各年的生产任务中,结合这些专业劳动,进行现场教学,完成造林学中技术技能部分的主要内容。
共大尽管建立了自己的教学生产基地,为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但是仍然受到规模、范围和其他各种条件的限制,校内教学总有一定的局限性。为了克服这种局限性,尽量使学生获得更丰富更全面的知识,共大坚持把校内教学与总结群众的实践经验结合起来,向有经验的工人、农民学习,总结他们的实践经验,从理论上加以提高,以充实和丰富教学内容。
共大学生在教室里上课
按教学计划的安排,各专业的高年级学生都有半年以上的时间要走出学校到农业基层单位进行生产实习。共大的生产实习,与全日制学校组织的生产实习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全日制学校组织的生产实习,是单纯教学要求进行安排的,学生一般不承担生产任务,也很少参加生产劳动;而共大的生产实习一般都承担一定的生产任务。学生实习期间,既要完成教学计划规定的学习任务,又要按质按量完成一定的生产任务,既当学生,又当工人、农民,既要学习,又要劳动,还要担负一定的技术指导工作。成绩也从两方面考核,既考学习成绩,又考完成生产任务的质和量。共大的这种方法对参加生产实习的师生都有一定的压力,仅仅依靠作一点调查,收集一点资料是不可能完成任务的,必须真刀真枪地投入,从而增强学生的生产责任心,调动学生向工人、农民学习,向实践学习,从生产实践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主动性,既促进生产的发展,又使学生学到更全面的知识。
学校教学质量的提高,生产的发展都离不开科学试验。共大结合专业教学和生产实践,普遍组织高年级学生参加一定的科研活动。他们选当时当地生产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为试验题目,把实验室试验与大搞试验田样板田结合起来,把种试验田与推广先进技术结合起来。同学们自己设计试验方案;自己动手种试验田样板田;自己测试各种数据,自己分析研究,总结试验结果。如当时江西省中、低产田比例很大,特别是山区的冷浆田,每公顷只有一千五百至二千二百五十公斤,改造中、低产田是实现全省粮食跨纲要的重大任务。共大许多分校都把这一任务列入农学专业的科研项目。如黄岗山分校农学专业学生,在教师指导下,经过近三年努力,对零点七三公顷冷浆田进行改造,每公顷达到八千三百七十公斤,比改造前翻了近四倍。
把教学、生产、科研(推广)结合起来,大大提高了学习运用专业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促进了生产,又提高了教学质量。
初期师资队伍
创办共大没有预先调配好师资队伍。教学没有教师怎么办?当时邵式平给学校领导说:
“主席可以选,教员为什么不可以选,就从我们这些人中间选出来,教员还可以‘拉夫’,要县长、县委书记、场长、党委书记都来上课。”
在邵式平这番话的启发下,学校确定依靠专业队伍和依靠群众相结合的原则,从五个方面解决师资队伍问题:
1、从下放的垦殖场劳动锻炼的干部和转业军人中选拔一批劳动好,又有一定专业特长的人员到学校担任教师;
2、聘请一些科研单位的技术干部到学校兼任教师;
3、聘请当地的党政领导、技术人员、生产能手、劳动模范到学校讲学、上课;
4、要求上级主管部门从高等院校分配毕业生到共大任教。
1958年、1959年这两年,南京林学院、北京林学院、华南农学院、华中农学院、江西农学院就分配一批毕业生到共大总校和各分校任教;
5、从全国、全省其他一些兄弟高等院校,支援了部分教师到共大工作。
1958年南京林学院就将周蓄源教授、施兴华老师调入共大总校任教,周教授还肩负重任,担任共大总校校务委员、林学系主任。另外,共大总校创办后原南昌林校有四十二名专职教师转入共大总校任教。
由于学校发展快,学校规模迅速扩大,要完全依靠国家的调配和兄弟院校的支援或聘请兼职教师,是解决不了师资问题的。为此,共大除采取上述办法外,还采取自力更生就地培养为主与争取外援为辅相结合;长期培养与同时并举的办法,力争尽快解决教师队伍奇缺问题。
当时共大总校农、林、牧、工、社会科学和数理化等六个系,都设立了专门培养师资的班次,同时开设了分校师资短期轮训班。共大初创两年来,共培养和轮训师资五百九十余名。共大总校还委托井冈山分校、大茅山分校、云山分校、德胜关分校、八一分校、武功山分校、西山分校、黄岗山分校、红星分校、九连山分校、鄣公山分校、武夷山分校、枫树山分校、桂竹帽分校等十四所分校,开办了不同专业的师资培训班,培训了一千多名师资,这些人结业后由总校统一分配到各分校任教。
另外,共大总校还从在校学生中选拔了一些文化程度较高,学业优秀的学生到南京林学院、北京林学院和东北林学院进修,结业后返回本校任教。到1961年上半年共大总校和分校的教师由一千九百七十九人增加到二千九百多人,初步解决了师资队伍不足的状况。
解决实践不足的措施
教师人数的增加固然是师资队伍建设的必要条件,但并不等于就能很好地完成半工半读学校的教学任务。
共大大部分教师都是从全日制高等院校毕业出来的,对半工半读的教学工作很不熟悉。他们过去参加生产实践不多,实践知识比较贫乏。有许多教师在课堂上讲授一般原理还可以,但组织、指导生产就缺乏经验,一到生产现场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往往束手无策。他们对共大的专业课以现场教学为主,面向生产、面向基层、面向实际的教学体系不容易接受,对现场教学顾虑比较多。这种状况如不改变,显然不利于教学改革和提高教学质量。因此,共大在不断扩大师资队伍的同时,也把对师资队伍的改造、培养、提高作为教学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学校除了给教师安排一定的时间从事理论上的进修,提高和备课外,还着重从解决教师缺乏实践知识的问题入手,扎实狠抓了以下三方面的工作:
第一、组织教师带着教学改革中的问题,认真、反复地学习毛泽东有关著作和党的教育方针,特别是反复实习毛泽东的《实践论》,正确认识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提高教师对党的教育方针,对共大“半工半读”的办校方针的认识,激发教师向实践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努力丰富自己的实践知识,更好地把书本知识和实践知识结合起来。
第二,引导教师走出三室(图书室、资料室、实验室),深入生产,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了解生产发展状况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总结群众的实践经验,为改革充实教学内容掌握可靠依据。共大总校在前后三次集中进行教材编写和修订过程中,学校都组织各专业的教师深入生产第一线进行调查研究。在调查中,大家深入公社、生产队、农场、林场、牧场、兽医站、拖拉机站,访问老农、劳模、技术员,与群众共同劳动,一起研究解决生产中的问题,征求大家对教学改革的意见。经过调查研究,广大教师进一步增强了生产观念,不仅更多地了解到江西当前农业生产的状况和问题,而且更多地了解到广大农民的需要。从而使编写、修改的教材更好地体现“三个面向”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要求。
第三,要求学校的教师和干部坚持做到“半工半教”,规定每个教师、干部每年要同学生、工人一起参加生产劳动三个月。实行“半工半教”,不是为劳动而劳动,而是要通过参加生产劳动,学习群众的实践经验,丰富专业实践知识,提高专业技能水平,以便在教学工作中更好地理论联系实际,提高教学质量。
经过几年的努力,一支“半工半教”的师资队伍逐步建立起来了,为共大坚持“半工半读” 的办校方针,为培养大批又红又专,能文能武的普通劳动者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第十四章:发展阶段的教学
江西共大在两年初创期的探索中,基本上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教学体系。由于这所学校是全新的体制,前面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他们也是在摸着石头过河。因此,虽然建立起来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教学体系,毕竟时间太短了。它还显得很幼嫩,还有种种的隐患与弊端。于是,在前进的进程中,他们开始认真反思起来……
分析查找问题
1963年,共大总校以检查各分校深入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办校方针为主题,组织了四个检查组分赴全省各分校进行检查。发现了许多问题,主要集中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学校发展过多。由于认识上的原因,在主客观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在短时期内学校发展过多,学生增加过快,从1958年的总校一所、分校三十所、学生一万一千余人,到1960年发展到总校一所、分校一百一十二所,学生四万六千多人。虽然有许多分校办得较好,但有一定数量的分校办得不好,或很不好,甚至有的已经垮台。
二、不具备办学的物质基础。有的分校没有自己稳定的校舍和固定的生产基地,学校无法按照教育计划安排教学和生产劳动,依靠打工维持生活。因此,这部分学校不能实现生产自给,不具备办学的物质基础。
三、缺乏坚强的领导核心。部分县属分校的领导力量薄弱,机构不健全。有的分校只有一个党委副书记(或支部书记)、副校长,教学生产工作抓不起来,甚至有的分校没有建立党的组织,缺乏坚强的领导核心。
四、师资力量严重缺乏。尤其是专职师资队伍。建校初,虽然从垦殖场抽调了大批干部和转业军官,并争取国家分配和积极培养了一部分师资,但因学校多,需要量大,仍难满足需要,有个别分校甚至没有一名专业教师。
五、物资供应紧张。有的分校生产十分艰苦,学校管理不善,师生思想混乱,领导和老师情绪低落,缺乏工作积极性。
提出整改方案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共大总校党委于1961年4月4日向省委呈报了《关于巩固提高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几个主要问题的报告》,就共大当前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四点建议:
一、缩短战线,适当集中。主要是调整校、系(科),对于现在尚未办好的学校,应该区别不同情况加以处理。凡有条件办好,而现在没有办好的分校,建议当地党委下定决心,加强领导,帮助解决生产基地,解决师资,配备领导骨干,积极设法从速改进,切实办好,如果当地无法解决这些问题,缺乏继续办校的条件,就不要勉强,应该暂时停办。
在系、科设置上,不少分校存在忽视条件,贪多求全的现象,以致有的系(科)没有生产基地,又缺乏师资,已经办不下去。对这些系(科)必须在全校范围内进行统一调整,集中到师资和设备条件较好的分校去办。凡系(科)设置过多,摊子铺得过大的,应予适当调整合并,集中力量,办好重点系(科)。
二、整顿师生队伍,保证招生质量,提高教学质量。
三、进一步加强生产基地建设。实现教学基地与生产基地的合一,系(科)与场(厂)统一。
四、加强党的领导,充实领导骨干。要求各地党委,对领导力量薄弱的分校,要配备专职干部,充实学校的领导骨干,并配备一定比例的党员干部,建立与健全党的组织。
共大总校党委针对全省共大分校的实际情况,又于1961年8月向省委、省人委呈报了《关于撤并若干分校(技校)和整顿学生队伍的报告》,提出了调整共大的设想计划。根据共大各分校的实际,共大总校提出了五种不同的处理办法。
一是对条件较好,师资力量雄厚、教学生产基础完善,生产自给水平较高,领导力量强的分校,可适当扩大学校规模,增加招生任务。
二是对于条件尚好,师资力量基本能满足需要,教学生产基地也已基本建成,能实现基本自给的分校,可维持现在的规模,继续办下去。
三是对于条件虽然尚差一些,但还能维持下去的分校,可缩小学校规模,减少招生任务,减轻学校负担,继续把学校办好。
四是对于有二所甚至三所共大分校的县,可适当合并,集中到条件较好、师资、设备力量较强,生产基地较完善,生产自给水平较高的分校去办。
五是对于条件很差,已根本办不下去的分校,坚决予以撤销,其师资和教学设备由总校调拨给其他分校,其余交给当地政府处理。
整顿师资队伍
江西共大认真查找到自己前进途中遇到的问题,并提出了系列整改方案之后,便痛下决定加以逐项落实整改。他们首先聚焦的目标,是作为学校的“龙头”师资队伍。教师的问题不解决,优化师生环境就无从谈起。
两年多来,共大虽然解决了大批的师资,但大多数是普通文化基础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仍然很缺乏,并且质量不高。根据当时四十二个县属分校的统计,专业教师一百三十一人中,本科程度的只有四人,专科程度的只有十人,中专程度的一百一十七人。
由于共大师资队伍先天的不足,导致绝大多数师资是刚从学校毕业出来的,他们普遍质量较低,特别是刚从学生中抽调出来培训为师资的人中,还混进了极少数政治不合格,道德不良人员,这种情况必须从速改变。
为此,共大仍本着自力更生,就地取材、就地培养的方针,继续培养和扩大师资队伍;另一方面对现有师资队伍进行思想改造和政治审查。凡是混进来的道德败坏分子,一律清洗。总校和少数有条件的分校仍继续举办培训班,轮流抽调分校教师进行培训,培训内容为业务进修与思想改造结合起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起来,全面提高教师的政治思想和业务水平。同时,也要求各分校有计划地分期分批地组织教师轮流参加生产劳动和担任教学,使大家通过劳动锻炼,改造思想、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总校也要求各级党委做好老师的思想政治工作,为培养一支新型的教师队伍,树立新型的教师典范而共同努力。
培养一支又红又专的师资队伍,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是进一步巩固、充实、提高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一项基本任务。
由于事先经过调查研究,又根据各校的实际情况,向省委、省人委呈报了具体的处理意见,从1961年4月至1963年10月,经过两年多的工作,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由总校一所,分校一百一十二所,学生四万六千余人,调整为总校一所,省、专属分校二十三所,县属分校二十三所,学生一万五千余。撤销与合并了六十三所共大分校。
进行学制调整
共大总校于1963年在全校范围内进行了学制调整,并制订了具体的学制调整方案,从而达到提高教学质量的目的。
学制调整的原则是:老生班一律按新学制执行,本科以高中毕业为起点,学习年限五年,大专以高中毕业为起点,学习年限,农机及兽医专业为四年,其他各专业为三年。中专以初中毕业为起点,学习年限为四年。
凡入学文化程度不到规定起点的,其学习年限适当延长。学制调整方案还规定,为了切实保证质量,必须从实际出发,认真考虑主客观条件。根据共大当前师资设备等教学条件还较差等实际情况,本科班除林学系试办外,其他各系一律不办。林学系本科老生班,学习年限延长一年,培养目标不变。其他各系所有本科班一律改为大专。各系原来入校文化程度为初中毕业的大专班,除个别班由于改变专业和培养师资,需要延长学习年限,可以保持原定水平不变外,其他各班一律改为中专。
同时,要求西山分校各班,应严格审查,以办中专为主。农经系农经班专业不变,应加强会计统计学习。化学班留少数人继续培养师资,多数人转入林学系学习。并入园艺系的原农学系三个班并为两个班,改为植保专业。调整以后,今年应届毕业生,必须坚持保证质量的原则,加强教学工作,补还欠课,加强学习,争取时间毕业。
为使文化程度一致,便于教好学好,对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学习成绩悬殊很大的班级,也要进行调整,将不同程度的学习分别并入适当的班级学习。凡文化程度不到初中毕业的学生,一律改为预科班补习文化。在这次学制调整中,林学系有十个班,园艺系有八个班,农经系有八个班,农机系有十四个班,牧医系有七个班,共计有四十七个班进行了学制调整。
虽然这次学制调整涉及面宽,难度大,学生反应强烈,但对于提高全校的教学水平起了一定的作用。共大各分校也于同时进行了程度不同的学制调整。
教学迈上台阶
共大自1958年创办到1961年间的招生工作,都是在省委、省人委的领导下,自行成立招生委员会,自主招生。通过三年来的招生实践,共大也在逐步总结经验,完善招生制度,严格招生手续,提高招生质量。
1961年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在上海招收新生九千四百七十六名,其中共大总校招了九百九十九名,分校招收了八千四百九十七名,总校招收的新生全部是高中毕业生,各分校招收的大部分是初中毕业生,少数分校也招收了一些高中毕业生或肄业生。这些学生于1961年11月起分批入学,年底全部到校上课。
教师带领学生深入基层为农民服务 给猪防病治病
这批上海学生进校后,共大总校和各分校都很重视,加强了对学生的管理教育,热情关心他们的成长,有些基础条件比较好,思想政治工作又做得扎实的学校,学生情绪很快稳定下来,并逐步适应了在共大的学习生活。这些学生绝大部分表现比较好,学习刻苦认真,劳动积极肯干。从大城市来,上海的教育水平普遍较高,他们见多识广,知识面宽,对学校各项活动的开展和教学质量的提高都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1962年、1963年共大总校在此基础上,又在南昌市参加全国统一高考上了分数线面未被录取的学生中招收了一部分学生。
在招生方面,过去总校和各分校都坚持招生条件、学生质量大部分是较好的,但在招收部分外来的学生中,因当时无法审查,也混进了少数政治上不合格的学生。同时,也有些学校掌握招生条件不严,招进了一些体弱有病或年龄过小的学生,他们不能坚持正常的劳动和学习。因此,共大总校和各分校在1962年前后,对现有学生通过内查外调,进行审查。对于年龄偏小的学生,则动员他们转入其他学校去学习或回原籍;对体弱有病,不能坚持学习和劳动的,则动员其退学或休学;凡是混进来的道德品质恶劣,又屡教不改的,则全部清理出校。并要求各分校在今后招生中,必须严格掌握招生条件,切实保证招生质量。
经过建校初期的探索道路、摸索经验,以及1963年的学制调整,到1964年初,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半工半读的教育体制已基本确立,教学、生产、科研三结合的基础已初具规模,“教学、生产、科研”、“教师、学生、技术工人”三结合教学改革蓬勃地开展起来,并逐步深入。
经省人委批准,共大总校从1964年秋开始参加全国高等院校统一招生,学生毕业后由国家统一分配。
1965年秋季,根据高教部领导的指示,共大总校在北京、南京、武汉、上海、长沙等五个城市各招收了五十名参加全国统一高考的学生。同时,经高教部批准还招收了一个“农林综合技术研究班”。
从1964年以后,共大总校的培养规格上有三年制的专科,四、五年制的本科和研究生班,各分校有三年制的专科,三年制的中专,三年制的初技和各种形式、规格的培训班。一个覆盖全省的高、中、初级的农业教育网络已经形成,并逐步完善和提高。
第十五章:走向成熟的教学
1964年以后,江西共大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科学的教学管理模式,但教学改革的步伐一直没有停止,共大的教学也在逐步走向成熟。
组队班合一模式
共大建校后,总校和各分校都逐步建立了与各系科、专业口的生产基地,为教学与生产的结合、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组队班合一模式,是确保教学质量的最佳模式之一。
共大建立生产基地不仅要满足教学上的需要,而且要完成一定的生产任务,为实现生产自给提供物质财富。因此,有了与专业对口的生产基地并不等于就不会有教学与生产争时间、争劳力的矛盾,也不等于教学与生产劳动会自动的结合起来。要真正解决好教学与生产的矛盾,使两者有机结合好,还必须从组织上改变以往管教学的不管生产,管生产的不管教学的两张皮现象。
从1964年开始,共大总校在农学、林学两个系和部分分校系(科)场(厂)合一的基础上,进一步试行了组队班合一的管理体制。
总校的农学系把果树教研与农场的果树生产队合并,农作教研组与农场的农业生产队合并,植保教研组承担了农场全部果树、农作物的病虫害防治,不同专业班级(果树、农作、植保)的学生,分别由各专业教研组管理,向教研组承包生产任务。土壤肥料教师则负责全系(场)的土地规划,土壤检测以及肥料积、造、购、管、用,并按需要将任务分配到各个班级。教研组与生产队合并后,统称为教学生产研究组,负责组织管理本专业的教学和生产。同时,各教研组的教师又分配到本专业的各个班上,担任专业课教学,有的还兼任班主任。既管班级的教学,又负责班级的生产指导和组织管理。班级的教学安排和生产安排,则根据教学与生产计划和配档表的要求,教师和班委会共同负责。
实行组队班合一的新体制,教学、生产、科研(推广)的任务进一步分解落实到基层,落实到每一个教师、职工、学生的身上,增强了师生的责任感。班级的教学,生产安排,都经过老师、职工、学生共同讨论来确定,发扬管理的民主化,增加管理的透明度,从而提高了广大师生教学、生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组队班合一后,班级承担的生产任务以学生劳动为主,学生成了生产的主体。为完成班级的生产任务,同学们不是被动地去完成劳动任务,而是主动地去学习组织管理生产的知识,不仅提高了同学们向实践学习的积极性,也大大提高了工效,缓解了教学与生产之间争时间、争劳力的矛盾。
组队班合一的体制进一步促进教学、生产、科研(推广)的有机结合。组队班合一后,同学们开始主动应用书本上的理论知识去指导自己的生产实践,同时生产中出现的各种实际问题,也促使同学们主动地去请教老师,去向书本和课堂上讨教解决的办法,从而使现场教学有了更丰富的内容,使课堂教学更加切合实际。组队班合一,为开展科学实验提供了有利条件,生产中的难题也是科研中的课题,在专业教师的指导下,同学们选择当时生产发展中迫切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作为研究课题,利用承包生产任务的基地,把完成生产任务与种试验田结合起来。试验的成果不仅可以直接为提高生产服务,而且容易推广,同时也丰富了教学内容。
组队班合一的体制有利师资队伍改造、培养和提高,也是实行“半工半读”的最好形式。组队班合一后,教师主要是专业课和专业基础课教师,承担了班级生产的组织管理和指导任务,为了取得领导生产的发言权,必须使自己真正成为生产的内行。首先,教师必须熟悉生产的操作技能,能在生产中作好示范,才能要求学生做到做好。这就促使教师主动地参加生产劳动,向实践学习,向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学习。第二,在生产实践中,同学们会发现并提出许多实际问题,其中有许多是课堂上没有讲过,在书本上也是没有现成答案可找的,他们要求教师给予解答、指导解决。这就促使教师要继续不断地学习各种新的知识,努力培养自己应用理论知识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第三,组队班合一不仅要求教师在技术上过得硬,也促使教师学会组织生产、管理生产,真正成为生产的“内行”。
组队班合一的体制,还有利于在教学、生产、科研(推广)紧密结合的条件下,创造出一套生产经营管理成本核算的经验。
组队班合一体制的试行,对解决教学、生产两张皮的矛盾,促进教学、生产、科研(推广)的有机结合,确实表现出很大的优越性。但是,由于试行的时间比较短,经验还不足,操作也还不规范;旧的矛盾解决了,又有新的矛盾出现,如教学的安排还比较零乱,教研组与教研组之间,课程与课程之间还有不协调的地方等。这些问题可以在实践中逐步加以解决,并使组队班合一的体制日臻完善成熟。
立体化办学体系
共大在兴旺发展的时期,还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建立和完善多规格、多形式、多层次的办学体系,让教学与生产充满生机与活力。形象地讲,可谓立体化的办学体系。
1963年6月,省委、省人委下发《关于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若干问题的指示》中,就学校规模、培养目标、培养形式、学生来源、毕业生分配、生产基地建设、粮食自给、经费自给、领导体制等九个问题作了明确指示。对于培养形式问题,指示共大除了开设不同学历层次的班级外,还要设定期轮训班和附设抗大式训练班。定期轮训班是吸收国营垦殖场、国营农场基层干部和由公社保养的生产大队、生产队基层干部,学习时间半年至一年。附设抗大式训练班,主要是招收城市知识青年进行半年左右的政治训练和一般的专业技能训练,训练后安排到农村工作,或参加农业生产劳动。
1964年12月,高教部部长杨秀峰到共大总校视察工作。他在听取了学校的工作汇报后,又召开了教师、干部、学习座谈会,并作了重要讲话,他充分肯定了共大的办学方向,表示“如果共大同意,高教部将从各院校抽调一些人前来进修学习”。
1965年5月,共大总校根据高教部领导指示意见,开办了教育研究班、农林综合技术研究班和政治文化技术训练班。教育研究班是各大专院校的教师到共大总校研究半工半读的教育制度,以备回去后试办半工半读。来自全国二十六个省、市、自治区三十六所高等院校共八十九名在职专任教师,参加这期教育研究班学习研究。他们对共大的办学经验进行了专门的考察、研究和总结。农林综合技术研究班,招收农林院校的助教和应届本科毕业生,以半工半读的办法培养研究生。这个班计划招收学生五十名。政治文化技术训练班,是由省内各公社选送的农业劳动模范,一边学习政治文化,一边与农林综合技术研究班共同进行科学技术研究,互相学习,共同提高。三种类型的班,学习时间均为两年(后因文化大革命没有实施完毕)。
一些分校根据学校自身的条件和当地的实际情况开办了各种培训班,对成年农民进行教育、培训。采取长短结合混合办、方便群众长期办、个别需要单独办、根据农事定期办等形式,对技术员进行科技普及、岗位轮训、在职提高等三个层次的培训。
有些分校还采取与乡村植保员、赤脚兽医、农机员结对子的办法,互教互学;老师们针对实际编写出简易教材、讲义,分发给技术员和农民,便于他们自学。一些分校还利用冬闲时间有计划地组织师生到社队宣传科技知识,有的还制幻灯片放映,逢赶集设摊咨询,普及科技知识,不少分校还配合当地举办各种农民夜校,开展扫盲活动。至此,一个覆盖全省,具有高等、中等、初等不同层次和各种不同培训规格和不同培训形式的,把普及与提高紧密结合一起的农业教育体系已初步形成,它为江西农业技术人员的培养,为向广大农民普及文化科学知识,以及推广农业先进技术起了很大作用。
1965年11月,共大总校党委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向省委呈报了《关于成立农村医疗系等有关问题的请示报告》,经省委批转同意,共大总校开设了农村医疗系,分设中医和西医两个专业,学制三年,学生全部实行社来社去,国家不包分配。经与宜春地委、专署商定,在该地区试招生三百名。毕业后全部返回农村,做农村社、队不脱产的卫生员(赤脚医生),这些学生1968年毕业后,都回到了原推荐单位工作。
1965年,共大总校所属的五金机械厂、印刷厂和大港林场,根据当时中央提出的“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的精神,分别办了“两种劳动制度”形式的工读学校。其中五金机械厂的金工车间、元钉车间、标准件一车间(螺栓)、标准件二车间(螺帽)各招收一个班的工读班学员五十名,共招收初中毕业生四个班,学员二百三十七名。印刷厂工读学校招收了印刷专业的学生一个班十名,大港林场工读学校招收竹艺专业的学生两个班,学员六十余名,其中一个竹艺专业初级班(小学毕业生),一个竹艺专业中级班(初中毕业生),这些学员在厂(场)实行半工半读,一边学习文化和本专业的基础科学知识,一边参加专业的生产劳动,学制三年,毕业后发给工读学校的毕业证书,自行就业。这些工读学校的学生1965年进校不久,就开始文化大革命运动,由于“文革”的影响,只招收了一届学员,他们毕业后,有一部人留厂(场)工作,成为厂(场)的正式工人,大部分由省、市劳动部门根据他们所学专业分配到其它工厂当工人,少数自行就业。
大搞科学实验
学校教学质量的提高,生产的发展都离不开科学试验。共大结合专业教学和生产实践,普遍安排老师和组织高年级的学生参加一定的科学研究活动。明确规定了科学研究的内容,把综合研究与专题研究结合起来,把田间试验与实验室研究结合起来,努力实现为农业发展纲要服务,为提高教学质量服务。同时共大总校和各分校,还明确要求各极领导要加强对科学研究工作的领导,对于那些重点项目,应有专人负责,正确掌握资料,严格分析成果,并予以及时示范、推广,做到有始有终,坚持到底。
在这段时间,共大总校和各分校在综合利用红壤,改造低产田,建立速生丰产林,选育优良水稻、棉花、油菜品种和畜禽品种,实现稳产高产,良种良化等方面取得了不少的成绩和经验。
当时,江西省中、低产田的比例很大,特别是山区的冷浆田,亩产只有二三百斤,改造低产田是实现全省粮食跨纲要的一项重大任务。共大许多分校都把这一任务列入农学专业科学试验的项目。培育良种也是总校和许多共大分校开展的一个科学试验项目。
聘请工人上课 改革教学方法 农机系的技术工人在给学生上现场课
共大新干分校,从1960年起,从各地引进二十七个水稻品种,进行良种区域化试验和小块对比试验,经过三年的试验找出六个适合当地种植的品种。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三级种子田,选择单颗优良种子,进行单本繁殖,到1963年,他们为本县提供了六十五万公斤左右的良种,纯度达百分之九十九,平均都比当地老品种增产百分之二十五至百分之五十。
红壤植棉,在当时产量不高,好的每公顷也只有四百至五百公斤皮棉,差的每公顷只有一百五至二百二十五公斤。所以农民种棉的积极性不高,全省种植棉花面积很小。为了扩大全棉花种植面积,提高农民的植棉花的积极性,共大总校和不少分校进行了红壤植棉高产试验,经过二至三年的试验,到1964年,总校和进贤分校、南城分校的试验地,每公顷产皮棉均超了一千二百公斤,其中共大总校机关干部种植的棉花试验地,在校长刘俊秀的精心指导下,每公顷达到一千六百八十公斤,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共大总校机关干部的植棉试验仍在进行。附近的农民纷纷前来参观学习,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种棉的积极性,为发展江西省的棉花生产作出了贡献。
1965年总校农机系毕业班学生,根据系农机厂承担江西省丰收—27拖拉机配套旋耕机生产任务的需要,运用所学知识,自己设计、加工制造了侧板镗孔专业机床,精度完成达到了生产要求,效率比原先用普通机床提高了近十倍。
就这样,他们大力开始科学实验,把教学、生产、科研(推广)结合起来,大大提高了学习运用专业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既促进了生产,又提高了教学质量。
教学新改革
在改革教学管理体制,实行系场合一和组、队、班合一,保证教学与生产劳动有机结合;建立和完善多规格、多形式和多层次办学体系的基础上,深入教学领域进行学科、教材、师资队伍三大建设不断深入开展,教学改革继续稳步朝前迈进。
1964年6月,共大总校召开教改领导小组(扩大)会议,各系之间互相学习,交流经验,共同提高,推进教改。这既是一次教改情况的汇报会,又是教改经验的交流会。同时,对下一步的教学改革工作,提出了具体安排和要求。
1964年9月25日,共大总校召开教学改革工作会议。会议重点讨论各专业的培养目标方面和课程改革的问题,这次共大教学改革与初创时期相比,显然又有了一个质的提高。参加这次会议的有省委副秘书长兼共大总校党委书记张宇晴,省农垦厅厅长兼共大总校党委副书记李玉,党委副书记、副校长黎超、屈绍建,副校长毛文友、周韦志,教育长陈平和各系的教学主任及教务处有关负责人。会议肯定了上学期教学改革工作的成绩,广大师生对毛主席的教育思想,党的教育方针和共大的办校方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会议重点讨论各专业的培养目标方面的问题和课程改革问题。
农机系农机专业比较明确地提出了培养目标的业务范围,提出达到三级驾驶员与三级修理工的水平。
在课程改革方面,各专业一般都减少了课程,农机系减少了一门,林学系砍掉了三门,农学系果树专业砍掉了两门,牧医系合并了十二门。各专业的课时均作了压缩,总学时一般减少了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二十,周学时一般减少了六至八学时,上课时间减少了,自修时间增多了。
在教学大纲的改革方面,林学、农机、牧医及基础课教研室已初步拟订了教学大纲三十八门,有些教学大纲贯彻少而精的要求较好。在教材改革方面,全校已编写好的有三门,还有三门正在编写(修改),教学内容也有改革,体系有了变化。
教学方法改革方面,一般都加强了现场教学,加强了讲练结合,讲练比例调整较大。在改革考试方法方面,取消了阶段考试,加强了课堂练习和现场操作考试。会议也提出了上学期教学改革工作中存在的一些主要问题,如,教学思想的改革不够,发动群众做得不够,总结经验不够,深入调查研究不够等,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教学改革工作的深入进行。
共大总校党委于1964年10月23日召开了专门的教改工作会议,就年底以前的教学改革工作进行了部署。会议认真地学习了中央关于“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指示,又听取了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共大总校校长刘俊秀关于《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是进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项伟大革命运动的一个重要场所》的报告,全校师生受到很大的教育和鼓舞。提高了认识,增强了信心,在此基础上,对下一步的教学改革工作提出了“以我为主,大胆革新,积极行动,稳步前进”的方针。
三步走战略
为贯彻落实这一方针,要求各系、各单位在步骤上可分为三步:
第一步,讨论落实教学计划。着重讨论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过程的组织等。要求根据学校的任务和特点,在确定各专业的培养目标及具体要求的基础上,根据少而精,学以致用的原则,明确各门课程的位置和作用,再确定消减和合并的课程,落实课程设置及提出各门课程的主要内容。然后,再根据教学与生产紧密结合的原则,及各课程之间的衔接与联系,合理安排各年度课堂教学、现场教学、教学实习和生产劳动。
第二步,讨论落实教学大纲。根据课程的减并和内容的调整,进一步修改各门课程的教学大纲,根据培养目标,明确每门课程的主要任务,明确每门课程应达到的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的具体要求,然后,确定课程的内容及教学方法。
过去已编有教学大纲的课程,可按先专业课,后基础课,先主课,后副课的秩序排队,而逐科审查、修改,没有大纲的或变动课程内容很大的,则应按照上述秩序重新编定,重新落实教学大纲。在落实过程中,必须注意加强基本功训练的安排,使教学真正做到面向生产、结合生产和服务生产。
第三步,编写教材,作出教材编写规划。在编写教材中以不误当前的教学工作,尽量抽出教师编写教材为前提,根据各系的师资条件,各课程教改的基础,按照有条件的先编,主要课程先编的步骤,全面安排,各系作出教材建设规划,争取二、三年内完成。根据现有基础可采用三种不同的办法:
1、原来已编有教材的课程在原有的基础上予以充实和修订;
2、已有一定资料可以编写的课程,可采取边教、边编、边印的办法进行;
3、少数目前编写有困难的课程,应积极组织与安排教师参加有关生产活动,进行资料搜集,为编写教材积极创造条件。
在做法上,采取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相结合;领导与群众相结合;教师、技术人员、工人、学生相结合。充分发扬民主,敞开争论,支持以我为主,大胆革新的精神,反对因循守旧,故步自封的思想,坚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说清道理,以理服人。
教改工作扎实推进
1964年12月8日,共大总校又以边改边教,边教边改,巩固成绩,继续前进为题,召开全校干部、教师大会,周韦志副校长对前阶段教改工作作了总结,并着重介绍了林学系前一阶段教学改革的成绩与经验。党委书记张宇晴对深入教职工改作了进一步动员。指出今后的改革,不仅要继续向横的方面发展,而且更重要的向纵的方面深入一步。要把教改坚持下去,一方面要求思想上要跟上,一方面要学习林学系教改的先进经验,要求教师半工(讲)半教,边改边教,边教边改。在改革中虽然会遇到一些困难,但这困难是前进中的困难,只要我们方向对头,经过努力是可以克服的。
1965年暑假,共大总校组织一百二十六名教师,集中于共大庐山分校召开教学改革会议。强调教育思想革命,从学习毛主席著作和贯彻全国高中等农业学校半工半读会议的精神入手,以“实践论”的观点和“矛盾论”的方法为武器,通过总结教师参加生产实践的收获和经验体会,以提高认识,促进教育思想革命,通过教育思想革命来促进教学改革的深入进行。同时,进一步修订了教学计划、大纲和教材,并对部分主要专业的重点课程进行改革。如初步拟订了农学系作物、植保专业及牧医系的教学计划,修改了基础课及森林植物学等课程的教学大纲,初步修订了森林植物学的教材。大部分课程的教学大纲进行了讨论研究。这次教改活动,在分析江西农业生产及畜牧业基本情况的基础上,根据面向地区、面向生产、面向实际的原则和“社来社去”的方向,讨论了培养目标和专业重点,根据从实际出发,少而精,学以致用的原则,确实了课程设置,大体安排了总学时。
1966年4月,共大总校向省教育厅报送《关于总校教材建设情况》的报告,1965年底,共大总校农学、林学、牧医、农机等四个专业已编了三十九门课程的教材,占全部课程的百分之五十五,正在编写或准备编写的课程三十二门,争取在1968年以前逐步做到全部采用自编教材进行教学。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来临,这个自编教材的编写计划未能完全实现。
与此同时,共大总校1964年8月十七至27日召开了全省分校教学工作会议。会议在全面总结教学工作的基础上,确定修改中专几门课程的教学大纲和编写初技的教学大纲及教材。此后不久,总校又组织了十几所分校林学专业的教师集中在共大油山分校编写林业中专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教材,其他如农学、畜牧兽医等专业也相继进行教学改革。
随着教学改革的深入,教学计划、教学大纲的不断更新,教材建设的加快,又经过几年改革和实践,总校向本校各系和各分校下发了《关于执行新教学计划、大纲的通知》,总校和各分校的教学日臻完善和规范,同时还摸索出了一套适应半工半读特点的做法和经验。
第十六章:过渡转制的时期
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结束了延续十年之久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国家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历史时期。
1976年10月至1980年10月,是江西共大过渡转制的时期。 “文革”动态
根据赣发(1970)7号文件《关于大专院校今年招生几个问题的通知》精神,1970年3月,江西共大进行文化大革命以来第一次招生试点。招收有实践经验的工农群众,实行单位推荐,学校审核,不进行考试,学制一年,结业后全部回原单位。这次招收农学、林学、畜牧兽医三个专业的学员五百名,从1970年至1977年的八年中,共招收农学、林学、畜牧兽医、农业机械、植保、果茶等六个专业八届工农兵学员总计近四千余人。其中七0级学制为一年,七一级学制为两年,七二级以后全部学制三年。
1971年春季,农学系还招收了一届农业技术研究班,招收学员一百四十六人,学制一年,结业后回原单位,主要对象为全省各地有实践经验的农民,年龄最大的五十三岁,年龄最小的二十一岁。学习研究的主要课题为“水稻高产栽培技术和化学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为了办好该研究班,农学系特地从广东揭阳县聘请种田能手刘志嵩到学校担任农民老师,配合专职老师在田间进行现场教学和负责实验基地的日常管理工作。这个班的学员结业后全部回到原单位工作。
1978年4月,中共中央下发中发(1978)55号文件,批准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共大总校随即成立“五五办公室”,开展对右派分子的摘帽和对错划右派分子的改正工作。至1980年全部工作结束,共为原赣州林校、南昌林校、江西农学院和共大总校等单位的七十一人办理了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和改正错划右派的工作。与此同时,学校还成立“落实政策办公室”,具体负责平反文革期间的冤假错案。
教学情况
1977年8月,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议决定,高等学校招生改变“文化大革命”期间不考试的做法,实行全国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招生办法。共大总校当年未参加全国统一招生。但在1977年底,由共大总校负责,在全省组织了一次统一考试,招收了一批大专生,被定为七八春级。
1978年7月,省革委会下发《关于1978年共大总校和地区分校普通班招生的通知》,提出“共大总校和地区分校实行两条腿走路,在继续办好‘社来社去’班的同时,举办统一招生,统一分配的普通班,为我省培养高、中级技术人才。今年起共大总校普通班参加全国高等学校统一招生”。本年度共招收了农学、植保、林学、畜牧兽医、农业机械、园艺等六个专业参加全国统一考试的本科生共三百名。共大井冈山分校、云山分校、上高分校、抚州分校、潭口分校、刘家站分校等六所地区直属分校,也开始招收由省单独命题,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统一分配的专修班学生。此时,共大总校是统招生和推荐生同时并存,半工半读和全日制学生同时并存。
1979年2月,江西共大总校党委下发关于教学时间和贯彻‘六分之一’的通知,决定共大总校从1979年开始,教学、劳动、假期的比例6:3:1安排,保证教师和教辅人员有5/6的时间用于教学和科研工作,政治学习和劳动时间控制在1/6。
1980年3月,共大总校决定从第二季度开始实行学生人民助学金制,七八级社来社去班仍实行生产自给不变,学生书籍费自理。
为了提高教学质量,活跃学术风气,扩大学术交流,培养学科带头人,建设好师资队伍,1978年11月,经共大总校党委研究决定,成立学术委员会,由王万吉等十七人组成,王万吉任主任,马朝芒、章士美、向畴任副主任。
1979年经国务院批准,江西共大总校从1979年起在农学、林学、畜牧兽医三个系开始招收硕博士研究生。
到1979年底,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有总校一所,分校一百零六所。学生:总校一千四百六十九人,分校二万四千余人;教师:总校四百一十六人,分校二千二百零一人。
体制演变
1965年4月,省人委决定将“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冠以“江西”两字,总校称“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总校”。
1968年6月30日,省革委会下发《关于改变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管理体制的决定》,规定江西共大总校由省革委会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农业组领导,“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总校”改名为“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各分校一律下放,由所在县革委会领导,改名为“XX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
1972年7月28日至8月7日,省革委会政治部在星子县秀峰疗养院召开“共大教育革命座谈会”,江西共大革委会主任黎超和全省各地区、南昌市、萍乡市、景德镇市部分县共大的代表,以及省农业局、省林业局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会上代表们对省革委会1968年6月30日下发的《关于改变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管理体制的决定》提出了许多意见和继续办好共大的建议,最后形成了省革委会政治部《关于共大教育革命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就共大的培养目标,招生对象与毕业生去向、学校规模、专业设置、学制与教材、领导和管理体制等问题提出了明确的意见,10月28日,省革委批复同意这个报告。
从此,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又改回为“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总校”,各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也同时改回为“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XX分校”,恢复原来的领导管理体制。共大总校也于1973年初恢复成立分校办公室,继续履行原来的职责。
1980年5月,中共江西省委下发赣发(1980)11号文件《中共江西省委、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办学体制等问题的通知》。决定对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体制作如下调整:
1、将“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总校”改称为“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承担全省高级农业技术人才的培养任务。该校归属教育厅管理,所设各专业一律为本科,按全国农林院校统一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进行教学,学制四年。今后招收新生,全部列入国家计划,毕业生参加全国高等院校统一分配。
2、将刘家站、抚州、上高、云山、井冈山五所共大分校和德兴大茅山、信丰油山两所县属共大分校分别改为省属中等农、林专业学校,实行省有关主管厅和地区双重领导,以主管厅为主。其中刘家站、抚州、上高共大分校划归省农业厅领导,云山、井冈山、大茅山、油山共大分校划归省林垦殖厅领导。各校所在地区负责学校党的工作,教育部门负责教学业务指导。
3、各县所办共大,均改名为XX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在县委、县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仍由教育部门负责管理。
4、在调整共大体制过程中,省教育厅和各级教育部门,应会同有关主管部门,认真做好各方面的思想政治工作,学校所有资产都应清点造册,认真办好移交手续。
江西共大总校1980年5月20日,根据赣发(1980)11号文件精神,给共大分校下发共校(1980)56号文件《关于调整江西共大办学体制后有关问题的通知》。指出:“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总校”改称为“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作为普通高等农业院校来办,各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分校改为“XX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因此,总校原设的分校办公室也随之撤销,总校对分校的业务指导关系,也予以终止。
转型改制
1980年11月20日,经中共江西省委、江西省人民政府批准:“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改名为“江西农业大学”。这标志着学校的发展由半工半读进入全日制办学体制,学校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从1958年创办,至1969年江西农学院并入,到1980年改名,走过了二十二年的历程,创造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辉煌。
1980年9月25日,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总校党委向省委、省政府呈送《关于更改校名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称:根据省委、省政府今年5月17日下发的《关于调整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办学体制等问题的通知》精神,共大调整办学体制后,总校不再实行半工半读、勤工俭学、生产自给的办学方针,总校和分校之间也不再有任何行政关系。但是,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名称仍未改,校名与办校方针、办学体制之间出现了名不符实的矛盾,给工作带来了不便。为此,我们认为应该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建议将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改名为江西农业大学。
1980年10月6日,江西省教育厅给省人民政府报告称: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现已按全日制高等农林院校的培养目标和办学形式进行办学,成为我省一所培养高级农业技术人才的综合性农业大学,与原来共大总校的办学宗旨和形式已迥然不同。为了更好地办好这所农业大学,加速培养农业技术人才,我们认为应从实际出发,把校名与培养目标、办学形式统一起来,同意江西共大《关于更改校名问题的请示报告》中提出的更改校名要求。
1980年11月20日,江西省人民政府发赣政(80)36号函,函称: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更改校名的问题,经中共江西省委和省人民政府研究,同意省教育厅和江西共大的有关报告,决定将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改名为江西农业大学,鉴于该校是重点大学,在改名的同时,请教育部备案。此后,教育部仍将江西农业大学列为全国重点大学。
考虑到学校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办学创建时间不同,为了统一校庆时间,学校确定11月20日为校庆日。
第十七章:共大生活的浪花
江西共大,既是一所学校,又象部队的军营,还恰似一个垦殖农场。许多分校建立在“全省各个山头上”,他们半工半读、勤工俭学,不要国家一分钱,在这种特定的环境下,在这所革命的大熔炉里,又遇上那个火红的年代,于是,随手都能捧上精彩的共大生活的浪花,到处都能听到动人的故事……
邵式平雅兴赋诗
共大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共和国一代领袖的关怀,也与中共江西省委、省人委的大力扶助密不可分。从1960年至1963年10月的三年多时间内,邵式平省长就曾先后主持召开过五次共大校长工作会议,专门研究解决共大前进中的各种问题。
1962年5月,共大总校准备成立围垦指挥部,动员共大总校和部分分校四千余名师生前往将军洲,围湖造田,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建立将军洲垦殖场,力争实现全校粮食完全自给。此时,正值邵式平省长来共大总校给全校师生作“关于共大的样子问题”的报告,明确的阐述:全日制学校有全日制学校的样子,共大应该有自己的特点,自己的样子。
报告结束后,学校领导向他汇报围湖造田的情况。他听罢好生兴奋,回到家里后即作词一首,题赠共产主义劳动大学:
《江南春》
气勃勃
志昂昂
移山又倒海
大战红土壤
放开眼量世界小
亲自动手建天堂
在这首词中,他高度赞扬共大师生移山倒海,大战红土壤的精神,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奋发图强,把共大办好。
1962年4月,邵式平省长来到云山垦殖场参加总场召开的党委扩大会,各单位都汇报了1962年的粮食生产计划,当邵省长听完云山分校汇报本校的粮食生产计划后,觉得这个它还大有潜力可挖,指示学校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全力以赴,搞好钱粮自给。
会议结束,学校立即行动起来!抽调人员组织先遣队,赶赴离学校二十多里远的兴华地方去勘察荒地,决定在那里垦荒造田,向丘陵荒地要粮,把荒山变粮仓。云山是邵式平省长亲自抓的点,他经常会去布置和检查工作。由于学校大办粮食行动迅速,学校和垦殖场一派大好形势和新气象,不禁浮想联翩,又欣然命笔:
《浪淘沙》
云山万丈高,春烟束腰,襟带龙凤千里飘。风景独数这边好,物华丰饶。
建国要勤劳,集体英豪,同心同德论略韬。意气风发脱颖出,请看今朝。
参观团感怀
1964年9月14日,湖北省赴共大参观团,由华中师范学院、湖北省函授学院等二十三个单位组成,在华中农学院副院长梁维直率领下,一行二十七人到达共大总校,受到师生热烈欢迎。
湖北省参观团,在共大进行了一个多月的参观考察,他们除参观共大总校外,还参观考察了大茅山、武夷山、珍珠山等分校,了解了分配在景德镇市国营枫树山垦殖场工作的共大毕业生的工作和劳动情况,并和大茅山分校师生一起欢度国庆节。湖北省赴共大参观团的同志每到一地,还参加了林学专业的树木学、次生林改造、畜牧兽医专业的畜禽阉割和农学专业的水稻生长对比分析等专业的现场课,对共大的现场教学、理论联系实际教学方法表示赞赏,对师生员工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勤俭建校,坚持党的教育方针和办校方针的革命精神表示钦佩,很多同志写出了热情洋溢的诗篇来抒发自己的情感:
咏共产主义劳动大学 七律三首
其一:献给总校
八一桥外两三村 红专方向称正确
劳动大学旗帜红 劳教结合宜工农
砥柱中流立楷模 新型学子多成就
艰难缔造树新风 百年树人第一功
其二:大茅山分校
欣逢国庆十五年 赤手开辟新天地
红旗招展大茅山 丹心描绘锦江山
革命熔炉火正炽 引领北望天安门
辛勤学子意更坚 心潮涌向太阳边
其三:咏珍珠山分校
珍珠山上产奇珠 青山遍植擎天树
颗颗含光射四壁 白手写出锦绣诗
上山敢杀白额虎 借问此珠价如何
下地善种黄金粟 连城难易掌上珠
梁维直敬题 1964.10.9
献给总校 颂共大毕业生
许丹 许丹
西坦秋色倍宜人 此场人称比武场
学府风光月日新 人才罗致自多方
工读相成由大道 南林桃李花争妍
劳教结合立方针 东苑芝兰蕊竞芳
裁培抚育繁桃李 能文能武夸共大
践实攻尖显手身 亦工亦农可兼长
革命名城添绚丽 旗开得胜锋初试
蛟腾凤超蔚人文 八路雄师实力强
共大学员的诗篇
共大分校的师生,对他们当年火红的生活,都有着切身的感受,而且也常用诗篇抒发自己的情感:
两种大学生
大茅山分校
张培森
从前大学生 现在大学生
走路望着天 已是根本变
西装穿笔挺 一手拿笔杆
手上泥不沾 一手握锄镰
万般皆下品 课堂学理论
埋头背诗篇 田里讲实践
小麦说韭菜 会说又会干
五谷不得分 文武样样全
出征小记
武功山分校
邓行达
整装 出发
谁家雄鸡鸣啼 寒雾似白雪
疑是至黎明 朔风寒凛冽
将士整装发 晨曦三军起
明月在中庭 壮士鲜血热
雨中激战 震 天
大雨倾盆泻 疾攀最高峰
小道似油滑 惊昏土地公
匍匐继直前 利斧砍巨竹
青丝红中扎 玉帝惧塌宫
共大学生气概雄
大茅山分校
文君光
共大学生气概雄
文武双全思想红
上山能拿虎
下水能擒龙
巨斧一摆千树倒
大笔一挥句无穷
校园侧记
笔者从江西农业大学(原共大总校)档案资料中,查阅到一篇1960年2月署名“人民日报记者”写的《教育的花朵,革命的熔炉——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大学侧记》,文中几个小故事,可直接让人深切感受到当时共大校园的生活氛围:
从乞丐到大学生
云山分校的同学们,在荒山上建成了校舍之后,接着,就去烧木炭,支援钢铁生产。一次同学们上窑炭,窑门刚打开,火舌就伸出来,黑烟滚滚,熏得眼睛都睁不开。原来,窑里还有一部分窑柴没烧完,如果不采取措施,眼看一窑炭就要全部化为灰烬。这时,一个中等身材、面孔黝黑的青年,伸出两只粗黑的手,拿起锄头,不顾一切冲到窑门跟前,把木炭一锄一锄地从窑里掏出来。同学们把他拖离窑洞时,他的头发已经烧焦了,皮肤也烤得红肿,立即昏倒在地下。他,就是云山分校的五好学生胡日高。
胡日高一岁时,父亲就死了,六岁时,母亲也去世。就剩下他一个人,流落街头,挨门乞讨,受尽了有钱人的冷眼和辱骂。直到解放,他才见了天日。1958年他听说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要招生,心里很高兴。可是,他还是顾虑:“人家会不会要这叫化子出身的老粗啊?”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当他拿着介绍信到招生处说明自己的情况后,招生处的同志拍着他的肩膀说:“你想错了,我们的劳动大学,就是为你们开办的,来吧,欢迎你!”从此,胡日高就来到了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云山分校。打从来校那天起,他就把学校当成自己的家。无论做什么,都有一股子干劲。他经常讲:“我们穷人在旧社会连饭都吃不上,现在共产党、毛主席让我们进大学,学校就是我们的家,我要尽一切力量学好。”
紧张的劳动锻炼的第一课过去了,接着就是上文化课。当他走进课堂,拿着新发给的书本,听老师讲课时,他没有办法理解老师讲的东西。特别是上数学课,更是难如上青天。怎么办?他苦恼起来了。这时学校党支部的同志来到了他的眼前,教育他,鼓励他。从此,他就重新鼓起了勇气,发奋苦读,课本上的字认不全,就千遍万遍地读、认。下课了,他还留在教室里,拿着书本,问这问那。为了弄清一个问题,完成一篇作业,他守着灯,在夜里刻苦学习。难关终于被突破了。他从不认识阿拉伯数字,到已学完了初中代数;从不懂化学这个名词,到学高中化学。胡日高刻苦学习、积极劳动的事迹传遍了整个云山,他一次又一次地被评为五好学生。
由怀疑到热爱
李裕泰是高中毕业生。1959年秋天,考上了南丰劳动大学分校——蜜桔大学。当时,他思想上波动得很厉害。心想:自己是一个高中毕业生,跟初中生、小学生一起半工半读,有些不相称。再说,这个学校开办时间不长,设备不完整,教师也少,能学到什么呢?可是到校不久,他的这种想法很快就打消了。他看到许多老同学虽然都是初中毕业或初中肄业的水平,但是经过一年的学习,数理化程度已具有高二的水平,现在学的很多是高等学校的教材。更重要的,是他们掌握了一般技工的技术,对桔苗、桔树的管理都是内行。
过去,他认为侍弄桔子是件很容易的事。摘摘桔子,接接剪剪,有什么难的呢?可是一接触实际,问题就来了。他接桔子,起初以为用手摘就算了,何必还用剪刀去剪呢?经过学习实践,才知道手摘不但速度慢,而且容易损伤树枝,影响次年结果。学校虽然没有教授,但老师们都具有实际知识和丰富的经验。他们讲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今天上了课,明天劳动时就实习,有时还领着学生到桔园里上课。这样讲的课,又生动、又实际。如讲蜜桔的主要病害,就找病树叶作教材,讲授防治方法,使学生学会配药剂。劳动时,便去摘除病叶或喷身波尔多液。
这样,在几个月内,李裕泰不仅牢固地掌握了课堂上的知识,同时,在短短的几个月内,他还学会了剪枝、除虫、桔苗移植和防寒等技术。因此,他感到这个学校很温暖,深深地爱上了蜜桔大学。
一次现场教学
去年12月初的一天,农垦厅有一匹老马死了。总校畜牧兽医系教师听到这一消息后,认为是解剖课的好机会,就把它弄来进行研究。可以,解剖这样大的东西,还是头一次。既没有浸渍台,也没有一个相应的解剖台和看台供利用。几位老师共同讨论后,终于找到了用注射福尔马林防腐以及掩埋、保存马体的办法,解剖台就用普通桌子代替,把课桌椅排起来就当看台。设备问题解决后,教师们就信心百倍地开始备课。他们面对书本,手拿着刀柄,寻找神经血管,互相捉摸钻研。经过一夜苦战,四天教程安排好了,只等走上讲台。
现场教学开始了,畜牧兽医系的实验室可真热闹,同学们一排排地坐在桌椅搭成的临时看台上,倾听老师讲解,仔细地看着老师所指的每一个组织器官。为了使同学们都能详细观察和熟悉各器官形态、大小和位置,老师一次两次地把标本送到同学面前,直到看清楚以后,再往下讲,等同学们都弄明白了以后,老师还指定几个同学自己动手。这样同学们既易听懂,又记得牢固。
现场教学结束以后,系里决定就这次解剖课进行一次测验,系党支部也参加监考。发了八十多张考签,共有一百六十多个问题,要求同学们不仅全面掌握课程基本内容,还要自己动手解剖。结果,绝大多数同学成绩都很好,百分之五十七以上的同学获得了优良的成绩。
爱人的来信
夜深人静。大茅山分校林学系的同学都入睡了,只有杨素华躺在床上睡不着。她入校两个多月来,爱人已经三次来信催她回去。信中隐约地透露:在劳动大学不会学到什么东西。今天,她的爱人又来信了,还是那一套。杨素华可不以为然,入学两个月来,她深切地体会到这所大学的好处。她也想起了过去没有文化的痛苦:1956年当农业社长时,因为没有文化,在工作上碰了多少钉子呀!现在,党给了自己受大学教育的机会,怎么能放弃呢!她决定再次写信说服自己的爱人。她深信,终有一天在事实面前,她的爱人是会被说服的。
是的,有什么能比事实更有说服力呢?这个仅仅读过高小一年的贫农的女儿,象个勇敢的战士一样,向化学、物理、代数等,发起了顽强的进攻。她一遍一遍地背诵着那些难记的公式、名词,一次再次地向老师同学请教。更深夜静,同学们都睡了,她还守着蜡烛作习题,太困了,就出去活动一下,马上又回来学习。有时,为了解一个代数方程式,会花掉整个星期日的时间。不过一年的时间,她就达到了初中二年级的水平。
去年暑假,她到南昌去看望离别一年的爱人。为了说服自己的爱人,她把学校的期考成绩单带了回去。起初,她爱人还有点怀疑:一个高小生,不到一年功夫,把初中的课程都学完了,可是一次很有趣的“考试”,使他完全相信了。一天,他们的老乡、一个初中毕业生到他们家里去玩。当他知道扬素华在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读书时,就问道:“在那里学什么?”扬素华回答“可多呢!有代数、物理、化学……”“化学?”对方有意无意地“考”起来了。“学到哪里了呢?”“学到分解反应,复分解反应。分子论、化合物早就学过了!”她回答道。“啊!”对方很吃惊,过后就默然了。当扬素华兴奋地谈到如何综合利用马尾松,提炼烤胶、活性炭等时,她的爱人和老乡脸上都显出钦佩的颜色。再看看她的成绩单,都是八十分以上。这时,她的爱人不但不再劝她退学,反而鼓励她早点回校,免得耽误学习。
赴京拜访老领导汪 东 兴
二0一0年8月十六至17日,江西农业大学(原共大总校)校党委书记石庆华、校长黄路生,在学校有关领导和相关部门负责人的陪同下,专程赴北京拜访了学校老领导汪东兴。
汪东兴担任江西省副省长期间,曾兼任前身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总校党委书记。石书记、黄校长代表学校师生员工,向汪老表示亲切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祝愿老人家健康长寿!书记、校长简要地汇报了学校近年来的发展,以及七十周年校庆活动的主要安排。九十四岁高龄的汪老精神矍铄、思维清晰、谈锋甚健。他愉快地回忆起当年学校创业的艰辛岁月和师生员工意气风发的精神面貌,深情地缅怀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江西共大的关心、支持和鞭策,恳切地叮嘱一定要代他向全体师生问好,把学校办得更好!
(江西农业大学档案馆提供)
共大精神的启示
《快手爷师》发明人张新阳兴奋地告诉笔者:他这款写作软件的定位,与受到共大理论联系实际的精神有关!他有两位朋友,曾都是江西共大的学员,现分别在两家大企业任职。平时与他们交流,自然会聊到不少当年共大的往事,他对共大这种理论与实践高度融合的教育模式非常佩服!让人们进了这所大学,扎扎实实学到一些有用的东西。毕业后,立即就能服务社会,深受人民欢迎!
当时,在这款写作软件还没有成形时,定位受到了一些困扰。因为市场问世的写作软件五花八门,而且许多写作软件,单纯的为了求“快”,抽掉了写作“原创”的灵魂,搞一些拼凑文章的玩艺儿。有的写作软件功能繁多,参数复杂,甚至可以唱歌听音乐,看起来十分专业,但真正能提高写作功效上却显得不足。那么,他这款写作软件的定位在哪里?是在追求“豪华”上加功夫?还是在违反写作宗旨,抛开“原创”上打歪主意?这两条道其实都不是他所追求的。突然,他眼睛一亮,想到了共大理论与实际高度融合的精神……
他所发明这款写作软件的定位,应该在保持原创的基础上,切实解决影响作者写作速度的关键因素,而不是那些哗众取宠花里胡哨的东西。那么,结症在哪里呢?他想到了著名作家路遥的创作。习惯将稿纸贴满墙壁,然后站在墙壁前,反复浏览、思考、修改……能不能用一款软件完成作者手工这些步骤呢?对!这场面,不就是一个现实版的《快手师爷》吗?!或许众多资深作者,也正是在各自纷飞而零乱的思绪中,苦恼于电脑上没有那么多的稿纸可以铺开,于是一眼就看上了这个多窗口的写作平台:这正是大家写作过程中所需要的界面,就像一个铺满了稿纸的桌面,可以让自己的灵感在各个窗口中任意飞扬,再不受任何单独文档的约束,直到各个章节片段在各自所属的窗口里面不断丰满起来,并汇总成一个完整的作品!于是,他这款写作软件,就从“多窗口”上寻找突破口,终于大获成功!“快手爷师”深受大众欢迎!
面对当今社会的一些现象,他还向笔者发出这样的感叹:
学电脑的精通各种语言,却不知道人们实际工作中需要怎样的软件;
学钢铁的满脑子钢材性能指标,却打不出一把像样的菜刀;
学中文的满腹诗书,却写不出一篇畅销作品:二0一0写作富豪榜上前十名,没有一个是中文系出身……
难怪我们的毕业生拿着高分高学历,却很难找到工作:倒不是工作机会少,如企业所言:我们真的很需要人,但这些学生真的不能用,太缺乏社会实践……
那么,为什么就不能让我们的教育跟社会实践相结合一下呢?把教育和劳动实践相结合,是否会走出一条新的道路?这不禁让人想起了当年的“共大”……
钟奋生简介
钟奋生(原名:彭光林),江西修水县人。中国铁路作家协会会员广铁分会理事,《中国报告文学》杂志重点签约作家,中国策划学院签约作家。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已发表文学作品约三百多万字。出版著作有:长篇小说《红玫瑰》、《蓝玫瑰》;长篇记实文学《江西共大风云录》、《赞助营销密码》等。小说、散文多次获奖,中篇小说《天边滚动的闷雷》荣获全球首届国际有奖征文大赛一等奖。